这是两个工人的故事。

　　1995年，埃里克萨拉格扎(Eric Saragoza)进入苹果公司位于加州Elk Grove的制造工厂工作，和他一起在这里工作的是另外1500名工人。这1500人一起控制这机器人手臂，组装彩色的iMac主机。

　　萨拉格扎很快坐到了诊断工程师的位子，年薪涨到5万美元，他并不担心未来的前途。他的老板解释过自己应该如何与国外工厂竞争：不包括原材料，在Elk Grove建造一台1500美元的电脑要22美。元；而新加坡只要6美元，台湾只要4.85美元。工资并非唯一的不同之处，库存成本、员工花多少时间完成任务，这些更关键。

　　5年以后，萨拉格扎被告知，他应该每天工作12小时，周六也要工作。可我有家庭，我想看孩子玩足球。他还有拒绝的余地，他有大学学历。

　　更多的变化随着苹果的转型而来。苹果是面向未来，随着设计中心的高度集中化，本土的制造组装似乎不再重要。Elk Grove的一些诊断工程师派往新加坡，而看管工厂库存的中层管理者被裁，因为只要少数的人配上互联网就可以满足需求了。

　　2002年，萨拉格扎被下放到小办公室，然后就被解雇。这时，苹果已经将Elk Grove工厂变成了AppleCare呼叫中心，新员工每小时12美元。2012年，萨拉格扎在一家电子代理企业工作，工作是检查在产品送还给用户前返修的iPhone和iPad，每小时1O美元。没有福利，要擦洗成千上万块玻璃显示屏。

　　另一名工人名叫赖晓东(音)，2012年1月，他的名字以一种陌生的拼写出现在《纽约时报》的深度报道里。记者写道：这里24小时轮班，工厂内灯火通明。不论何时，里面都有数千名工人站在流水线前。有些工人双腿浮肿，走路也摇摇晃晃。

　　赖晓东的工资单显示，他入职后不久就开始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周工作六天。赖晓东的大学学历使他一天能赚22美元当然这里面包括了4个小时的加班工资。每天工作结束，赖晓东能回到自己的小房间，一个容得下一张床，一个衣柜和一张桌子的房间，惟一能做的娱乐就是玩斗地主。

　　入职几个月后，赖晓东就成了维护iPad外壳抛光机器的负责人。2011年5月，iPad2上市，工人们被告知他们每天要抛光上千件外壳。这个工厂已经发狂了，铝尘四处弥漫。

　　这天赖晓东上班两小时以后，整栋厂房开始像发生地震般摇晃，爆炸发生了。两天后，赖晓东伤重不治，他的家属获得了苹果在中国的代工工厂富士康集团送来的15万美元抚恤金这仅相当于萨拉格扎15年前的3年薪水。

　　《纽约时报》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了报道：消费者更关心的是一台新的iPhone，远非中国工人的工作境况。报道刊登之时，正好是中国农历新年，离iPad3上市还有2个月。

　　这也是苹果经济(iEconomy)的故事。上一财年，苹果的营收达1080亿美元，比密歇根州、新泽西州和马萨诸塞州的预算总和还多。这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其CEO库克推动的全球供应链转移。

　　2011年以前，苹果公司仍然坚持称自己的产品是纯粹的美国的产品。到2011年，苹果销售7000万台iPhone、3000万台iPad，5900万台其它产品，已经全部在海外生产。

　　连奥巴马也忍不住发问：为什么这些工作不能回美国做?

　　答案很简单，对于苹果高管来说，要监管和引导20万名组装线员工生产iPhone，需要大约8700名产业工程师。在美国要花9个月才能找到如此多的工程师，在中国只要15天。熟练的产业工人也一样。而且价钱更便宜。

　　实际上，由于劳工在技术性制造中只占很少一部分成本，如果以美国工资来算，每台iPhone费用只会增加65美元，相比每台iPhone的数百美元利润并不算多。归根结底，苹果的供应链战略，最终仍然是苹果自身追求最大利益的结果。

　　作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苹果的iEoonomy正在遭受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舆论攻击。，民主党人攻击苹果供应商漠视劳工权益，苹果产品的粉丝们则要求苹果公司承担起本应符合自己道德品味的责任。

　　然而，要在美国制造iPhone需要的不只是聘用美国工人，它还要求整个美国甚至全球的转变，包括中国。麾下集合120万中国工人的富士康集团，仅仅是苹果iPad赚钱机器上很小的一部分。它能从一部售价700美元的iPad3上瓜分的价值仅有8美元。它的成功依赖于苹果的订单，却无法在苹果供应链中占领价值最高的上端产业和下游品牌。

　　这是个悖论，要取得苹果的订单，必须要维持120万人的人力成本；而要进一步提升价值空间，却不能从两端获得回馈，反而要遭受来自两端成本的挤压。以人力为核心资本的代工业，开源节流的可能也仅有那么一种。

　　归根结底，被愤怒的舆论包围的美国苹果，核心问题还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