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本著名的《我的一生》里，以色列的缔造者之一梅厄夫人描述了一种痛苦决定给自己的哪个孩子多吃一点食物。
写回忆录时，尽管已经过去数十年，但梅厄夫人仍然能够毫不费力、几乎完整地回想起自己流着眼泪坐在厨房里，看着母亲把本应该属于我的一点点麦片粥，喂给妹妹齐凯普吃。
这似乎是一种人生常见的痛苦，却又只有在艰难的时局、拮据的生活中才能体验到。对于没有亲历过的人，再怎么描述，大概也无法设身处地地体会它对亲情的创痛。
最近，在一本中国作者的散文集《走过》里，我再次读到了这十分类似的痛苦。
1967年，在湖南，作者的父亲被定性为二十一种人，被通知要到农村劳动改造。
所谓二十一种人，包括当时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特分子等。
作者的父亲之所以被列入，有两个原因：一是新中国成立前，当了27天的伪保长；二是国民党军队经过的时候，一位团长见作者的父亲聪明，让他在部队里当了27天兵。
为此，年幼的作者也随之遇到了命运的转折：母亲说自己一个人，养不活3个孩子，必须安排一个孩子随丈夫去乡下。
她没有选择最大的姐姐，也没有选最小的弟弟，而是选了老二还在上小学的作者。
那时候，中国的无数父母都在经历着类似的选择，但当命运降临在一个具体的孩子身上时，仍然显得格外残酷。这意味着这个孩子一夜之间变成乡下人，从工作一世变成种田一世。
字里行间，我们读到了年幼的作者的精神状态。三十来里路，我是恍恍惚惚踉踉跄跄随着父亲赶往乡下老家的。母亲在临行前做了四个肉饼，而四个小时的路程里，每走一段，父亲就拿出一块给儿子吃，他是在淡淡地补偿让我一夜之间从城里人变成农村娃的深深愧疚。
故乡以极大的热情接纳了这对父子。尽管时隔三十多年，作者仍然在书上记忆犹新地写下当时老家人欢迎他们的场景：
生产队长宏宽大叔早已喊了三四十个沾亲带故的爷爷奶奶，叔叔伯伯丝毫没有因父亲是二十一种人回乡接受劳动改造而嫌弃我们奶奶的堂屋里摆满了四大桌饭菜，宏宽大叔杀了家里二百多斤的猪，宏杰叔叔操网捞了二十多斤鱼
然而，乡下热闹的迎亲场面，对孩子固然是安慰，让他以更好的心情去面对乡下一望无际的稻菽麦田、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孤寂的夜晚，但他和城里母亲之间的情感裂隙却是近乎永远地无法弥补了。
我读到印象很深刻的一段，是作者十几岁回城之后，母亲再也没有打骂过他。双方都小心翼翼地互相不冒犯对方。周日，家里往往要叫孩子和亲戚帮助干活、推货车，母亲也不叫他，即便是最难走的两个坡段，她也永远只叫姐姐和比作者小两岁的弟弟去。
难解的死结和心结，直到二十年后母亲去世。
散文集名为《走过》。在书里，作者对少年家事的回忆，只占很小的篇幅。在更多的篇幅中，作者都在以后来一个媒体人的身份走过走过南中国海的岛礁、军舰、部队、战事，走过中国从东到西的城市，走过欧洲、南美和非洲。但作者所揭示的人生第一次走过，甚至是最艰难的一次走过，乃是少年时的那一次，他跨过的是时代和命运给渺小的个人掘出的壕堑，直抵心灵，经过它时，总是分外艰辛。
人生往往不是马拉松般的赛跑，而是一段一段接续的旅程。有的旅程我们只是经过，还未走过，也许只有在许多时光的体味和冲刷之后，曾经模糊的风景才慢慢在记忆里清晰通透起来，沉重的东西变得轻了，坚硬的东西变得柔软了，我们才是真的走过了。
几乎能读出作者的心路历程当一个人走出大山，采访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经历了不少战火硝烟的事，怅然回望，才发现已经越过了山丘。少年时那些复杂莫名、乱麻一团的感情，已经淡淡地成为一句母亲有母亲的难处，她必须最先想到生存，而不是城里人乡下人。
后来的篇幅中，作者可以欣然地回忆起故乡的吃食：酸辣刺激的老坛子菜，剁成碎末的净亮的新鲜红椒，黄瓜、白菜和莴笋，藏在水草中的新鲜野生草鱼和鲤鱼这是走过的人才有的轻松和怡悦。
人生如寄，恋不恋栈，都要走过的书中有一个挺有趣的细节，作者因为垂涎老家的坛子菜，在城里的家中置了两口大坛子，洗刷干净，按照老家的做法腌上辣椒、萝卜、黄瓜，几天后开坛一尝，才发现水土不服，和家乡的坛子菜根本不是一个味道，这才颓然作罢。故乡那永远难以找回的老坛子，不正是人生一种无可挽回的走过吗？
走过，真的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好书名，也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美好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