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则有关朱自清的睡前故事哄女朋友

朱自清的儿童小故事：（1）：

　　朱自清是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的文学家。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一方面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一方面又利用签定条约的办法在中国获取了许多特权，还加紧武装战败国日本，对中国重新造成威胁。当时社会上物价飞涨，物品奇缺，很多人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人民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十分不满，反抗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为了支持蒋介石，就运来一些面粉，说要救济中国人，好让中国人感谢美国，不反对它。

　　朱自清看透了美国的用心，认为美国的救济是对中国人的侮辱。他和一些学者一起，在一份宣言上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那份宣言表示，坚决拒绝美国的援助，不领美国的面粉。当时，朱自清正患严重的胃病，身体非常瘦弱，体重还不到40公斤，经常呕吐，甚至整夜不能入睡。拒领救济粉意味着每月生活费要减少600万法币，生活更加困难。可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尊严，他坚决拒绝那些别有用心的赏赐。他在日记中写道：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政策，要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自己的责任。

　　两个月后，朱自清因贫病交加，不幸去世。他宁肯挨饿而死，也不肯领带侮辱性的救济，表现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尊严。

朱自清的儿童小故事：（2）：

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刘勰《知音》中的这两个名句，我很欣赏。就交朋友来说，也确有这种情况。有的人，与之交往，但他并不能进入你的精神境界；有的人，生平未得一面，却永远地记住他！

我对朱自清先生，就属于后一种情况。朱先生是五四时代的老作家，我青年时代就读过他的《背影》、《荷塘月色》，心向往之。他和我尊敬而又亲近的前辈相交甚厚，象叶圣陶、郑振铎、闻一多、王统照诸位先生。他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选》，是我经常翻阅的一本诗选。他心胸宽阔，评选公允，片言只语，决非随意出之，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用心，也可看出他的为人。一九五六年，我编选了本《中国新诗选》，接触了朱先生的不少诗作，选入了《送韩伯画往俄国》、《赠 AS》、《小舱中的现代》。从前二首中，可以看出他向往革命的进步思想；后一首写出了窒息着似的现代。诗句朴素近口语，不见雕琢的痕迹，自自然然，如行云流水。给我的印象很深，至今不泯。

四十年代，我从战地到了山城雾重庆，住在近郊歌乐山一家农舍里。一九四五年前后，从报刊消息中，知道了闻一多先生思想大进，走出书斋，呼号奋发，成为青年运动的导师。我兴奋极了，写信去，他回信来。情感交流，两心相通。有一件事，惹起我很大的惊异：闻先生忽然大大称赞起田间来了，称他为擂鼓的诗人。说实在的，我还有点想不通。但我知道闻先生的性格：只要他认定这是对的，他可以否定自己肯定过的东西。当年，我确是在对新诗的看法上，落在闻先生后边了。闻先生欣赏田间，是有个过程的。首先是朱自清先生看好了田间的诗，然后把它介绍给闻先生的。闻先生初看之后，心想：这是诗吗？他一再琢磨、思考，最后说：这是新时代的诗。这件事，使我精神上相当震动。我个人，还照自己的诗路走下去，没有大改变；但朱闻二先生，对新诗的观念已经更新了。思想上，感情上，对一切事物的看法上，已成为新型的了。因此，我钦佩闻先生，也同样钦佩朱先生。他们的形象高高并立在我的心头上。他们两位，都是：学术家，大诗翁，年相约，道正同，革命路上携手行。

抗战胜利第二年，我到上海，主编了一个刊物《文讯》。为了约稿，开始给朱先生写信。他应邀写来了《论百读不厌》和《今天的诗》两篇文章，前后给我来了四封信。遗憾的是，这几封我十分珍视的信件，十年浩劫中，和其它我珍藏了多年的师友们的大批函件一道，被我忍心地、痛心地付之一炬了！故旧的手泽，化为云烟。其中有郭沫若、茅盾、叶圣陶、老舍、王统照、洪深、郑振铎许多位我尊重的前辈的。

在我的印象中，朱先生是一位温厚的学者，抒情的诗人；同时，他也是一个是非分明，脊梁挺硬的富于强烈民族感、爱国心的健者。在极为困苦的环境之下，甘心忍受饿馁的折磨而不食嗟来之美国面粉，正义凛然，浩气长存！受到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赞扬，为广大人民所称道。他的这一伟大壮举，轰动了社会，震动了我的心！

当他逝世的噩耗传来时，我极为悲痛，我火急地发函约稿，在极短的时间里在《文讯》九卷三期上编出个《朱自清先生追念特辑》，共收入悼念文章二十二篇。作者大半是他的老朋友和他的后辈兼同事。他们是叶圣陶，郑振铎，郭绍虞，杨振声，王统照，杨晦，许杰，穆木天，吴组缃，余冠英，冯至，魏金枝，李长之，王瑶，徐中玉。

在刊物的道林纸插页上，刊出了朱先生一九四○年摄的西装照片，我写了十三行前言，介绍了朱先生的生平，深深寄托了个人的哀思。在这个插页上，留下了朱先生给我一封来信的手迹，这真是沧海遗珠。我原以为他给我的四封信，早已烟灭云消了，没想到，还有一封，永留人间。另外那三封信的内容，虽然记忆不清了，但肯定有的是商谈编辑闻一多先生全集的事情。这仅存的一封信上，谈了两件事。一件是关于他的北大同班同学、我中学时代的老师杨晦先生五十寿诞的。我出面约请杨先生的朋友聚在一起，举行了个祝假宴会，写信告诉了他。他在信上述说了他与杨先生的亲切关系，并云已寄了一封信又在清华同人公信上签了名。另一件，是希望我设法在星群出版社出版何达的诗集，提拔后进，情意殷切，令我感动。《文讯》月刊上的这个追念特辑，成了研究朱先生生平的宝贵材料，为人们所重视。

朱先生在学校里联系群众和喜欢，学生谈诗论文，参加文艺活动，我早有所闻了。前年，偶然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消息：在清华大学的一次大会上，他与我中学同班同学李广田同志登上讲台，朗诵了我的《老哥哥》这首诗。朱先生取老哥哥，广田取小孩子。看了这条消息，使我想到，他在《新诗杂话》上，曾赞许我的有血有肉的农村诗，他一定和我一样，同情象老哥哥这样穷苦而又善良的农民，这加深了我对朱先生的了解，更加钦佩他的为人，也加深了我与他之间的情感交流。心里缅怀朱先生，又恨失去了见他一面的天予之机！

一九三七年夏天，我因事到了北平。七月四、五号一个上午，我怀着亲切之情去清华看望别离四年多的闻一多先生。快到学校大门的时候，看到一位神态散朗、风度文雅的先生，离我大约二三十米远近，戴副近视眼镜，向大门走去。我心里猛然一动，这不是朱自清先生吗？恰好一个青年从我身边过，我问，那位先生是不是朱自清？他说：是。我眼巴巴地望着朱先生的背影，远了，远了。我聊以自慰地想，下次还要到清华来，与闻先生合影留念，那时一定去拜望朱先生！谁想到，三四天后，七七抗战的大炮象中华民族的吼声，在芦沟桥边响起来了。再去清华的想望，已成为泡影，真是缘悭呵！终于没有见到我尊敬的，心灵交感的朱自清先生一面。但是呵，他的戴着近视眼镜，慢步走进清华的背影，却永远、永远地留在我的眼前、心上！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朱自清的儿童小故事：（3）：

一见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我更喜欢看你那晕红的双腮，黄昏时的霞彩似的。谢谢你给我力量。

朱自清的儿童小故事：（4）：

【中国】朱自清（18981948）

来自清，原名自华，字佩弦。中国现代散文家、诗人。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扬州。192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1 年留学英国。翌年回国后，执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主要作品有诗文集《踪迹》，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你我》等，文艺论著《诗言志辨》、《论雅俗共赏》等。

儿女

我现在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了。想起圣陶喜欢用的蜗牛背了壳的比喻，便觉得不自在。新近一位亲戚嘲笑我说，要剥层皮呢！更有些惊然了。十年前刚结婚的时候，在胡适之先生的《藏晖室札记》里，见过一条，说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是不结婚的；文中并引培根的话，有妻子者，其命定矣。当时确吃了一惊，仿佛梦醒一般；但是家里已是不由分说结娶了媳妇，又有甚么可说？现在是一个媳妇，跟着来了五个孩子；两个肩头上，加上这么重一副担子，真不知怎样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说了；从孩子们那一面说，他们该怎样长大，也正是可以忧虑的事。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自然，子孙崇拜，儿童本位 的哲理或伦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亲，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这只是理论，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近来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渐渐觉得自己的残酷；想着孩子们受过的体罚和叱责，始终不能辩解像抚摩着旧创痕那样，我的心酸溜溜的。有一回，读了有岛武郎《与幼小者》的译文，对他那种伟大的，沉挚的态度，我竟流下泪来了。去年父亲来信，问起阿九，那时阿九还在白马湖呢；信上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找为这句话哭了一场；我为什么不像父亲的仁慈？我不该忘记，父亲怎样待我们来着！人性许真是二元的，我是这样的矛盾；我的心像钟摆似的来去。 你读过鲁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么？我的便是那一类的幸福的家庭！每天午饭和晚饭，就如两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们你来他去地在厨房与饭间里查看，一面催我或妻发开饭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脚步，夹着笑和嚷，一阵阵袭来，直到命令发出为止。他们一递一个地跑着喊着，将命令传给厨房里佣人；便立刻抢着回来搬凳子。于是这个说，我坐这儿！那个说， 大哥不让我！大哥却说，小妹打我！我给他们调解，说好话。但是他们有时候很固执，我有时候也不耐烦，这便用着叱责了；叱责还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们身上了。于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说红筷子好，他说黑筷子好；这个要干饭，那个要稀饭，要茶要汤，要鱼要肉，要豆腐，要萝卜；你说他菜多，他说你菜好。妻是照例安慰着他们、但这显然是太迂缓了。我是个暴躁的人。怎么等得及？不用说，用老法子将他们立刻征服了；虽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泪捧起碗了。吃完了，纷纷爬下凳子，桌上是饭粒呀，汤汁呀，骨头呀，渣滓呀，加上纵横的筷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块花花绿绿的地图模型。吃饭而外，他们的大事便是游戏。游戏则，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坚持不下，于是争执起来；或者大的欺负了小的，或者小的竞欺负了大的，被欺负的哭着嚷着，到我或妻的面前诉苦，我大抵仍旧要用老法子来判断的，但不理的时候也有。最为难的，是争夺玩具的时候：这一个的 与那一个的是同样的东西，却偏要那一个的；而那一个便偏不答应。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论如何，终于是非哭了不可的。这些事件自然不至于大天全有，但大致总有好些起。我若坐在家里看书或写什么东西，管保一点钟里要分几回心，或站起来一两次的。若是雨天或礼拜日，孩子在家的多，那么，摊开书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笔也写不出一个字的事，也有过的。我常和妻说，我们家真是成日的千军万马呀！有时是不但成日，连夜里也有兵马在进行着，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时候！

我结婚那一年，才十九岁。二十一岁，有了阿九：二十三岁，又有了阿菜。那时我正像一匹野马，那能容忍这些累赘的鞍鞯，辔头，和疆绳？摆脱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觉地时时在摆脱着。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日子，真苦了这两个孩子；真是难以宽有的种种暴行呢！阿九才两岁半的样子，我们住在杭州的学校里。不知怎地，这孩子特别爱哭，又特别怕生人。一天不见了母亲，或来了客，就哇哇地哭起来了。学校里住着许多人，我不能让他扰着他们，而客人也总是常有的；我懊恼极了，有一回，特地骗出了妻，关了门，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顿。这件事，妻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她说我的手太竦了，到底还是两岁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着那时的光景，也觉暗然。阿菜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过了周岁，还不大会走路。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我将她紧紧地按在墙角里，直哭喊了三四分钟；因此生了好几天病。妻说，那时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我曾给圣陶写信，说孩子们的磨折，实在无法奈何；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这虽是气愤的活，但这样的心情，确也有过的。后来孩子是多起来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锋棱渐渐地钝起来了；加以增长的年岁增长了理性的裁制力，我能够忍耐了觉得从前真是一个不成材的父亲，如我给另一个朋友信里所说。但我的孩子们在幼小时，确比别人的特别不安静，我至今还觉如此。我想这大约还是由于我们抚育不得法：从前只一味地责备孩子，让他们代我们负起责任，却未免是可耻的残酷了！

正面意义的幸福；其实也未尝没有。正如谁所说，小的总是可爱，孩子们的小模样，小心眼儿，确有些教人舍不得的。阿毛现在五个月了，你用手指去拨弄她的下巴，或向她做趣脸，她便会张开没牙的嘴格格地笑，笑得像一朵正开的花。她不愿在屋里待着；待久了，便大声儿嚷。妻常说，姑娘又要出去溜达了。她说她像鸟儿般，每天总得到外面溜一些时候。润儿上个月刚过了三岁，笨得很，话还没有学好呢。他只能说三四个字的短语或句子，文法错误，发音模糊，又得费气力说出；我们老是要笑他的。他说好 字，总变成小字；问他好不好？他便说小，或不小。我们常常逗着他说这个字玩儿；他似乎有些觉得，近来偶然也能说出正确的好 字了特别在我们故意说成小字的时候。他有一只搪瓷碗，是一毛来钱买的；买来时，老妈子教给他，这是一毛钱。他便记住一毛两个字，管那只碗叫一毛，有时竟省称为毛。这在新来的老妈子，是必需翻译了才懂的。他不好意思，或见着生客时，使咧着嘴痴笑；我们常用了土话，叫他做呆瓜。他是个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来，蹒跚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了。他有时学我，将两手叠在背后，一摇一摆的；那是他自己和我们都要乐的。他的大姊便是阿菜，已是七岁多了，在小学校里念着书。在饭桌上，一定得罗罗唆唆地报告些同学或他们父母的事情；气喘喘他说着，不管你爱听不爱听。说完了总问我：爸爸认识么？爸爸知道么？妻常禁止她吃饭时说话，所以她总是问我。她的问题真多：看电影便问电影里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么不说话？看照相也是一样。不知谁告诉她，兵是要打人的。她回来便问，兵是人么？为什么打人？近来大约听了先生的话，回来又问张作霖的兵是帮谁的？蒋介石的兵是不是帮我们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每天短不了，常常闹得我不知怎样答才行。她和润儿在一处玩儿，一大一小，不很合式，老是吵着哭着。但台式的时候也有，譬如这个往床底下躲，那个便钻进去追着；这个钻出来，那个也跟着从这个床到那个床，只听见笑着，嚷着，喘着，真如妻所说，像小狗似的。现在在京的，便只有这三个孩子；阿九和转儿是去年北来时，让母亲暂时带回扬州去了。

阿九是喜欢书的孩子。他爱看《水浒》、《西游记》、《三侠五义》、《小朋友》等；没有事便捧着书坐着或躺着看。只不欢喜《红搂梦》。说是没有味儿。是的，《红楼梦》的味儿，一个十岁的孩子，那里能领略呢？去年我们事实上只能带两个孩子来；因为他大些，而转儿是一直跟着祖母的，便在上海将他俩丢下。我清清楚楚记得那分别的一个早上。我领着阿九从二洋泾桥的旅馆出来，送他到母亲和转儿住着的亲戚家去。妻嘱咐说，买点吃的给他们吧。我们走过四观路，到一家茶食铺里。阿九说要熏鱼，我给买了；又买了饼干，是给转儿的。便乘电车到海宁路。下车时，看着他的害怕与累赘，很觉侧然，到亲戚家，因为就要回旅馆收拾上船，只说了一两句话便出来：转儿望望我，没说什么，阿九是和祖母说什么去了。我回头看了他们一眼，硬着头皮走了。后来妻告诉我，阿九背地里向她说，我知道爸爸欢喜小妹，不带我上北京去。其实这是冤枉的。他又曾和我们说，暑假时一定来接我啊！我们当时答应着；但现在已是第二个暑假了，他们还在迢迢的扬州待着。他们是恨着我们呢？还是惦着我们呢？妻是一年来老放不下这两个，常常独自暗中流泪；但我有什么法子呢！想到只为家贫成聚散一句无名的诗，不禁有些凄然。转儿与我较生疏些。但去年离开白马湖时，她也曾用了生硬的扬州话（那时她还没有到过扬州呢），和那特别尖的小嗓子向着我：我要到北京去。她晓得什么北京，只跟着大孩子们说罢了；但当时听着，现在想着的我，却真是抱歉呢。这兄妹俩离开我，原是常事，离开母亲，虽也有过一回，这回可是太长了；小小的心儿知道是怎样忍耐那寂寞来着！

我的朋友大概都是爱孩子的。少谷有一回写信责备我，说儿女的吵闹，也是很有趣的，何至可厌到如我所说；他说他真不解。子恺为他家华瞻写的文章，真是蔼然仁者之言。圣陶也常常为孩子操心：小学毕业了，到什么中学好呢？这样的话，他和我说过两三回了。我对他们只有惭愧！可是近来我也渐渐觉着自己的责任。我想，我一该将孩子们团聚起来，其次便该给他们些力量。我亲眼见过一个爱儿女的人，因为不曾好好地教育他们，便将他们荒废了。他并不是溺爱，只是没有耐心去料理他们，他们便不能成材了。我想我若照现在这样下去，孩子们也便危险了。我得计划着，让他们渐渐知道怎样去做人才行。但是要不要他们像我自己呢？这一层，我在白马湖教初中学生时，也曾从师生的立场上问过丐尊，他毫不踌躇他说，自然罗。近来与平伯谈起教子，他却答得妙，总不希望比自己坏罗。是的，只要不比自己坏就行，像不像倒是不在乎的。职业，人生观等，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顶可贵，只要指导，帮助他们去发展自己，
便是极贤明的办法。

予同说，我们得让子女在大学毕了业，才算尽了责任。sK 说，不然，要看我们的经济，他们的材质与志愿，若是中学毕了业，不能或不愿升学，便去做别的事，譬如做工人吧，那也并非不行的。自然，人的好坏与成败，也不尽靠学校教育；说是非大学毕业不可，也许只是我们的偏见。在这件事上，我现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特别是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知道将来怎样？好在孩子们还小，将来的事且等将来吧。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培养他们基本的力量胸襟与眼光；孩子们还是孩子们。自然说不上高的远的，慢慢从近处小处下手便了。这自然也只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样子；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光辉也罢，倒霉也罢，平凡也罢，让他们各尽各的力去。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从此好好地做一回父亲，便自称心满意。想到那 狂人救救孩子的呼声，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晚写毕，北京清华园

朱自清的儿童小故事：（5）：

远在二十五年前，我读到过一部诗集《雪朝》，是八个人的合集，其中有一位是朱自清。封面是黄色的，里边的诗有一个共同的趋势：散文化、朴实，好象有很重的人道主义的色彩。那本诗集现在已经很不容易得到了，并且里边的诗我一首也不记得，但根据我模糊的印象，我可以说，假如《雪朝》里的诗能够在当时成为一种风气，发展下去，中国的新诗也许会省却许多迂途。只可惜中国的新诗并没有那样发展下去，中间走了许多不必要的歧路，而《雪朝》中的八个作者也在中途有的抛掉了诗，有的改变了作风。其中真能把那种朴质的精神保持下来，不但应用在诗上，而且应用在散文上以及作人的态度上的，据我所知，怕只有朱自清先生吧。

我最初遇见朱先生是在一九三二年的夏天，那时我住在柏林西郊，他在清华任教休假到伦敦住了一年，归途路过柏林。我请他到我住的地方谈过一次，过了几天又陪他到波茨坦的无忧宫去游玩过。他很少说话，只注意听旁人谈讲；他游无忧宫时，因为语言文字的隔阂，不住地问这个问那个，那诚挚求真的目光使回答者不好意思说一句强不知以为知的话。此后他就到意大利从威尼斯登船回国了。三年后，我也回国了，和他却很少见面，见了面也没有得到过充足的时间长谈。至于常常见面，能以谈些文学上的问题时，则是共同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书的那几年。

他谈话时，仍然和我在柏林时所得到的印象一样。他倾心听取旁人的意见，旁人的意见只要有一分可取，他便点头称是。他这样虚心，使谈话者不敢说不负责任的话。他对我的确发生过这样的作用，我不知道别人在他面前是否也有过同样的感觉，但愿他的诚挚和虚心这最显示在他那两只大眼睛上曾经启迪过不少的人，应该怎样向人谈话。 由虚心产生出来的是公平，没有偏见。党同伐异，刻薄寡恩，在朱先生写的文字里是读不到的。他不是没有自己的意见，但他对于每个文艺工作者都给予分所应得的地位，不轻易抹杀任何一个人的努力。去年五四，北大举行文艺晚会，我和他都被约去讲演，我在讲演时攻击到战前所谓象徵派的诗，夜半回来，他在路上向我说：你说得对，只是有些过分。今年七月四日，我到清华去看他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他已十分憔悴，谈起一个过于主观的批评家，他尽管不以他为然，却还是说：他读了不少的书。

一个没有偏见的、过于宽容的人，容易给人以乡愿的印象，但是我们从朱先生的身上看不出一点乡愿的气味。一切在他的心中自有分寸，他对于恶势力绝不宽容。尤其是近两年来，也就是回到北平以来，他的文字与行动无时不在支持新文艺以及新中国向着光明方面的发展。他有愤激，是热烈的渴望，不过这都蒙在他那平静的面貌与朴质的生活形式下边，使一个生疏的人不能立即发现。他最近出版的两部论文集《论雅俗共赏》和《标准与尺度》是他最坦白的说明。他一步步地转变，所以步步都脚踏实地；他认为应该怎样，便怎样。我们应该怎样呢？每个心地清明的中国人都会知道得清楚。

不幸他在中途死去。中国的新文艺失却一个公正的扶持人，朋友中失却一个公正的畏友，将来的新中国失却一个脚踏实地的文艺工作者。

现在我如果能够得到《雪朝》那本诗集，再把他历年的著作排列在一起，我会看见他在这一世纪的四分之一的时间内在走着一条忠实朴素的道路。

一九四八年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