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复地读着李谦的来信（1979 年 1 月 20 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此文），回想着历代及四人帮时期的文字狱事实，脑子里涌出一个大大的问号及一个大大的惊叹号。没有考虑肚子饿去食堂吃饭，便去找主任王石汇报。他立即叫我去找几本来研究一下。

我连续两天东打电话西去借，都没有。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连沉冤 20 年的右派都还未给平反，人们大都心有余悸，家里是不会收着手抄本的。可巧，我邻居家的女儿从北大荒回来了，这是位热情有胆略的姑娘，她说她箱子里有一本，是在北大荒插队时抄来的。我连夜看完它之后，又通过熟人从东城区公安局等处借来了三本、四本对着看。版本不同，内容大同小异，正如李谦信中所说，这是一本热爱祖国、热爱科学事业的好书。我不知道这本书是谁写的，更不明白晕头晕脑的文化大革命，怎么连爱祖国和爱科学也给搞得混沌不清了！

为了查明作者是谁和禁此书的原因，我带介绍信去有关的部门调查。去时，我想得很简单，快去快回，查明此事的来龙去脉半天时间足够了。谁知进了一座大院，楼上楼下敲门，后来又在几处办公室里外往返折腾，直至下午 3 点多，前后找了许多位同志和领导，都不接待，都说不是他们干的。凭着编辑记者的敏感，在他们互相推拖的空隙间，我发觉此案情况复杂于是，这也更加坚定了我直索至底的决心。快到下午下班时，终于找到了被认为可能熟悉情况的一位王同志。他很认真地回忆起来：

1974 年 10 月，北京日报编印的内部参考情况上，反映了《归来》（即《第二次握手》）在一些单位群众中传抄阅读的情况。10 月 12 日，姚文元看到这期情况后，立即批示：请找一本给我，并查一下作者在哪里？10 月 14 日下午，姚文元又打电话给北京日报说：你们的情况反映一本坏书《第二次握手》，今天把书送来了。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郭老、吴有训，写了许多人。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王同志还介绍：继姚文元批示之后，另一个新闻单位的内参也反映了这本书在一些群众中的流传情况。内参上说：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宣扬资产阶级恋爱观爱情至上，鼓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先进，散布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鼓吹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白专道路。它欺骗性很大，流霉甚广

天呐！我忍不住地惊呼着，我被王同志的一通情况介绍压得透不过气了，更为作者的命运担心。作者查到了吗？不会被那个吧？我迫不急待地问着，却又不愿把话问明，生怕听到作者畏罪自杀之类的词儿。

王同志的回答是作者死没死不知道，他是湖南人。

怎么查到这个人的？

王同志想了一会对我说：有关部门根据姚文元的指示，立即成立专案小组，查到了作者叫张扬，是湖南浏阳中岳公社的知青。是别人赴湖南办案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

我根本不去注意他站起要走的态度，只是仍旧坐着，凭着一张口干舌燥的嘴问他个没完，并向他介绍这本手抄本的内容，说它的主题和不是坏书的理由气氛慢慢缓和了，终于，他找出了公函：遵照姚文元同志批示，我们对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作者进行了查我。现已查明，这本反动小说是你省浏阳的一个插队知识青年张扬所写。现将情况函告你局，考虑处理。

为查清情况，我决定去湖南，在报纸复刊前，我曾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工作过 3 年，对它的感情根深，于是，便将发现和调查《第二次握手》的消息告诉了王维玲同志。王维玲想派编辑邝夏渝与我一块去湖南。我与小邝在一起工作过，她文静而年轻，我欣然同意了。

到长沙后，迅速去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听说本来决定处决张扬，因四人帮被粉碎而拖下来了。

当时，我的心怦怦跳，直为这拖下来了庆幸。

人呢？我问。

在押。

我们可以见他吗？

当年的我毕竟没经验，不懂办案的事，也很少与这样的人打交道，以为只要向他们讲明这本《第二次握手》不是坏书，作者是受四人帮的迫害，就能够平反，就应该放他出狱

想不到情况糟透了。接待人几乎也把我们看成了坏人，敌对的目光、严厉的口气。他翻过来调过去的看我们介绍信和工作证，他瞟了我一眼，说： 你们说这本小说爱国也好，歌颂周恩来也好，可是，它是反党的，我们共产党员有共产党员的立场。

就这样调查了两天，毫无结果。得到的是，我们所住的招待所赶我们了，两天搬三次家，最后一次不得不搬进 30 多人一屋的省工会信访接待室的招待所。真是神了，30 多个老幼皆有的女人挤在一起，听他们聊起来干什么的都有。房间里连只洗脸盆也没有，就更不提其他条件了，半夜里我听见有人在我床前撒尿，那臭味令人无法忍受。早晨起来，我好容易在厕所里发现了个似滴水又不滴水的水龙头湿了湿毛巾，算是洗脸了。

我是个急暴性子，我坚信这是有关方面故意刁难我们，以为我们是娇小姐，这样一来可以逼我们早点回北京。好就好在省法院的一位审判员很同情我们，我们得知张扬的档案在法院，向他调查情况时，他很客观地介绍了情况，并暗示这个案子是翻不了的，原因嘛？不能说。

几经周折，省法院同意我们查阅张扬案卷，但不准抄录，不准带出档案室。每天早晨，我们用湿毛巾擦面后，便带着两只大饼或是面包进档案至，直到晚上下班时法院来锁门才离开。当然，这优待的条件还是法院那位正直善良的老审判员给的。

张扬的全部案卷分主、副两种版本，各为 13 部，叠在桌子上，各有二尺厚。10 天时间我们翻完了两个二尺厚的案卷。得知：张扬有个名叫周昌龄的舅舅，是北京药物研究所的副研究员。1963 年，年仅 19 岁的张扬，在舅舅家认识了一些科学家，听到一些从海外归来的科学家故事（如吴有训、钱学森等），使他很受感动，回长沙后将这些听来的故事编成了一篇名为《浪花》的小说。1964 年，他又将仅为五千字的《浪花》改写为《香山叶正红》；1967 年他将它改为电影剧本；1969 年至 1973 年插队时，他又借劳动之余修改成小说稿，改名为《归来》，意思是指书中女主人公丁洁琼从海外归来而言。

那么，办案人员又是怎样从 8 亿（当时中国人口号称 8 亿）中国人中查出张扬的呢？我们看了预审主卷P50 之后，才清楚它的来龙去脉：1974 年 10 月，北京市北新桥派出所在查户口时，发现了有人在传看一本手抄的东西，后来收缴了它。送往区、市局后不久，北京日报将它写成内部情况上送姚文元。接姚文元批示后，所组织的专案组先找北新桥那几位传看者，经过层层揭发，追查了廿多人次，直追查到北京钢铁学院的一名学生头上。那学生是湖南人，他交代书是从衡明化工厂工人徐源手里抄来的，原名叫《归来》。在传抄中将《归来》改名为《第二次握手》的是首钢一位工人。专案组去湖南后，先审查徐源，又几经周折，最后查明作者叫张扬，是浏阳中岳公社的插队知青。1975 年 1 月 7 日，张扬被拘留

预审记录很多。一开头是这样的：

你知道为什么拘留你？

不知道，也许是我写了小说《归来》吧？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嘛！预审员首先引用了领袖的话。而办案的主导思想也是按此将张扬打成反革命的。《第二次握手》中的艺术人物也都被封上了种种与作者反革命有联系的头衔，比如：女主人公丁洁琼是叛徒；男主人公苏冠兰是特务；科学院党委书记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天文学家苏凤麒是反动学术权威、洋奴；神父查尔斯是帝国主义分子等等。

主卷里有长沙师范学院 200 名工农兵学员被蛊惑对张扬进行斗争的大批判稿；也有中岳公社贫下中农被蒙骗举手通过要求枪决张扬的决定

上面的材料足够判罪了，于 1975 年 9 月 22 日将张扬逮捕，并以长沙市公安局的名义向上起诉。起诉书中，列张扬主罪第一条是：多次书写反动小说《归来》。这本小说的要害是要资本主义归来，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为刘少奇、林彪翻案，反对文化大革命，捧出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灵，为刘少奇、周扬文艺黑线招魂，美化资本主义制度，主人公是些叛徒、特务、反动学阀、洋奴买办、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地主阶级的少爷小姐。其他几条则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疯狂进行阶级报复，顽固不化，不认罪服法，实属不堪改造的死硬分子

起诉书一再强调张扬是罪大恶极，要严惩。

张扬被关在死刑犯牢里。是因为四人帮被粉碎前未来得及处理，还是张扬命不该死？直到 1977 年 8 月 8 日，法院的老审判员琢磨张扬主罪 时，他认为根据当前形势，估计判二十年即可。内定的要杀，办不到了。下面是我抄录的卷中 1977 年 8 月 10 日下午刑庭讨论的记录： △起诉书内容涉及张春桥，因此要公安部门重新改判。

△写小说，是反动的，毛主席有过指示，可以判个无期徒刑。

△这个案子当时要杀，是不是因为案件到了姚文元那里我看超不过十年徒刑。

△怎么定刑？

△十年徒刑算了，我听了半天也未听出什么来。

△主罪是写小说。我的意见这个案子不要急于处理。

△有的人劲头很大，要杀。我的意见不要急（于）判决，判决也不好下，判了被动。

△姚文元下批示，不一定是要杀他，也许是物色黑笔杆向中央领导小组汇报，能判几年就判几年，投入劳改算了。

时间又过去了 4 个月，1977 年 12 月 7 日上午，刑庭向法院党委汇报的摘录是：

△这个案子难说，看看说他反动的有几条。

△对于反动文人如何判，这是个新问题。捕时，经过了省委，非同小可看来过去未判，搞对了。
结论是：把情况整理一下，向省政法领导小组汇报再定。

那时，我从来不去关心被组织部门视如命根子的绿色铁皮柜里的档案，更不去研究那些玩艺儿与人的命运的重大关系。对张扬的案卷，我自己共摘录了两本稿纸。

看了大量案卷之后，对张扬的情况心里有了底。为防不测，我们得去张扬插队的中岳公社调查，因为案卷里装有某些贫下中农要求严惩和枪决张扬的材料和手指头印。小雨夹雪的长沙太冷，身体单薄的邝夏渝冻病了。我请她立即回京治病，她却要和我同去中岳公社。我们俩最后达成协议：她留在长沙服药等待，我独去中岳公社。

登上去浏阳的长途汽车，由浏阳再转长途，然后步行 20 多里山沟泥巴路，我终于到了张扬插队的山沟沟里。原来，那里的贫下中农很少有文化，由他们出面证明张扬有罪的材料都是上边来的人代写的。

他们说张扬写了一本反动书，是反毛主席的。谁反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嘛！他们说。

张扬毒死了你家的大肥猪么？我问一位社员，是他在一份证明张扬毒死贫下中农大肥猪的证明上压了指头印。

没哩！我家是死过猪娃，是自己瘟死的。

张扬打过汤世和么？你说说当时的经过？我向一位证明张扬有人命案的公社干部调查。在张扬的主罪案卷里有他证明 1967 年夏天公社保卫干部汤世和被张扬打死的材料。可在副本里又见 1968 年汤世和因肝硬化病死在长沙第一医院的死亡通知书。

张扬从没见过汤世和，更没打过他，老汤是得肝炎死的。他大约一时忘记了几年前抓张扬时，他所编造的那个荒唐故事了。

那你怎么证明张扬打死汤世和一事呢？我问。

当时省里派来的人说张扬的罪行很大，已经决定杀了。对要杀的犯人说重点没啥。

三天的中岳公社调查，我走访了几十个与张扬接触过的人。憨厚的山里人没有一个说张扬是调皮捣蛋的坏青年，就更谈不上什么反革命了。有的人还说：顾同志，你早几年来就好了，早来了，那个聪明的娃子就不会死了

多好的山里人呵！善良而愚昧。然而，四人帮及其某些人正是利用他们的愚昧来施展法西斯专政的淫威的。

从中岳公社回到长沙，我对张扬能平反的信心更足了。我们再次去找某办案人员。

你们算什么记者？是在为反革命说话！他严厉地训斥我们。

张扬一案搞错了，应该纠正。

纠正？是你们说了算？还是我们说了算！

为了解决问题，我们仍是态度友好地说服着他，天真地认为我们的态度能感动上帝。可是他却错认为我们惧怕他的淫威，又拍桌子又瞪眼：

你知道嘛？你在替谁说话？

凭着姚文元的批示，你们错抓了一位青年，我们只是要求你们放了他。

不要抓着姚文元为稻草，你知道这个案子是谁批准的？
谁批的？我心中一怔，从卷中我知道，逮捕张扬是经过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后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批准的。

只要是冤案，谁批错了的都应该平反。

这是华主席批示过的案件。办案人得意地瞟我一眼，那寒气逼人的架势足可以把你击倒。

华主席批的又怎么样？就是毛主席批的，是冤枉也得平反。我态度又一次强硬起来。

在毫无结果地回招待所的路上，我给报社打了电话，汇报了调查情况。王石在电话里表扬我做得对，叫我不要怕阻力，并鼓励我继续摸清其他方面的态度，向省委汇报离开报社半个多月了，我关心着报社里火热的工作，更想得到组织上的支持和力量。听了王石的话，我很高兴，便大声地对着话筒：请领导放心，我决不怕阻力。是的，这个案子一定要平反

第二天，我们又去有关部门找办案人。

昨天都谈完了，即使《第二次握手》不是反动的，张扬是经华主席批过的，他也是反革命。

张扬不是反革命，我们一定要替他平反。

昨天，你给谁打电话？

这你们管不着，电话是打给我们领导的。

他叫什么名字？

无可奉告。

哪些领导领导青年报？胡耀邦还管你们？

那当然了。我的语气是得意的。

胡耀邦管你们？你认识他？办案人紧紧追问。

这时，我用调侃的语气说：那当然，他不仅管我们，我们跟他还很熟呢！在干校劳动 5 年，天天在一块儿。

昨天电话是打给他的？还是让别人向他转告？

我心里又得意又慌，得意的是他心里也怕，怕把事捅到耀邦同志那里。那时耀邦同志是中组部部长，正在着手为许多冤假错案的平反做准备。听到胡耀邦的名字，会让他心虚哩！而心慌的是一个小小记者出差哪与耀邦同志有星点关系！现在信口开河地将自己与耀邦扯在一块，是不是狐假虎威？但是不论怎么说，他们害怕胡耀邦。

我说过了，无可奉告。今天来，一是我们要见见张扬，向他了解一下写《第二次握手》的构思和经过；二是请你们转告省委有关领导，我们要向他们汇报这个案子。

这是你们个人意见，还是你们领导意见？

我与邝夏渝同时哈哈笑了起来，几乎是同声地说：是领导又怎么样？是我们自己又怎么样？北京的领导完全同意为张扬平反。

又是半天舌战。然而，值得庆幸的是这位办案负责人答应将我们的意见向上级汇报。

想不到打给报社的电话竟引起了他们如此关注和警惕。我们回招待所的路上欢愉不已，不知是发现了某些人的某种惊恐心理，还是觉得给北京挂电话会对解决案情有利。我与邝夏渝一叽咕，又挂电话给王石。同样，我们又得到了支持。

要过元旦了，我与邝夏渝都想到了爱人与孩子。她爱人在广州部队，北京家里只有两个小孩子在家；我呢，赶紧给爱人发信，让他节日期间把儿子从幼儿园接回家。那时，我们都没带收音机，在这里也没借过报纸看，一进邮局先买报纸。让我们欢跳若狂的是：党中央正在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报道会上决定给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的消息我们俩一齐跳着，流着泪，为冤死的彭元帅流泪！为张扬一案找到了平反依据而激动！那天，长沙下雪加雨，我们俩的皮鞋全踩湿了，脚冻得如同猫咬似的，身上也冷得不行。但我们全忘记了，又一口气跑去找那位办案负责人。没曾想到看过报纸的办案人，不仅坚持原来态度，还声明对报纸上江华同志的《严明法纪、纠正冤案错案》文章不理解，对为彭德怀平反也不理解。

我们两个毕竟是人生地不熟，在找不到更好办法的时候，只好又去法院找老审判员。他帮我们出主意说：我可以向院长请示提审张扬，提问时，你们参加旁听，这不就见到张扬了嘛？

这主意很好。可是院长经过向上请示后，只同意我们旁听，不准我们发言，更不准提问题。

我与邝夏渝都不太同意这决定，觉得这种不明身份哑巴般地坐着有点辱屈人格与报社，然而别无他法，也只好如此了。

我、邝夏渝与老审判员坐在法官位置上，看着张扬从门口慢慢走来。他站到犯人位置上，骨瘦如柴，不停地干咳，不知是冷还是什么原因（他上衣很薄，下身只穿一条单裤）讲话时声音抖得厉害。

我向邝夏渝点点头，两个人同时将印有北京字样的手提包放在了显眼的案台上。让北京冲着他。

他一直不抬头，用湖南话回答着问题。

张扬，请你讲北京话好吗？我有点忍不住了。老审判员与张扬都同时一怔。显然，我违反了事先规定的约法三章。张扬也将冷冷的目光投了过来。 我按了按手提包上的字，用大姐姐般的温情冲张扬笑笑。他很惊奇，愣愣地看着我。

张扬，在小说里为什么要歌颂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的声音里带着友好的感情。

突然，他的眼睛由愣转亮，滔滔不绝地讲了小说构思与热爱周总理等。那表情又是激动又是委屈。

审判变成了交谈，审判堂上气氛温和起来。老审判员着急又不着急，他并没有阻止我们，也没有丝毫维护他上司规定的意思。 该查的都查清了，湖南的态度并未改变。我又给主任王石打电话。他同意我们去找湖南省委主要领导汇报这一案件，并提出平反。

我们一天几次找省委，里面终于来电话，说省委管政法的书记可以见我们。

我们俩用平常向报社领导汇报工作时的那种谦和的语气，诚恳的表情，有理有据地做了详细汇报，希望省委能支持我们工作，对张扬一案给予复审、平反。想不到这位领导竟说：你们青年报是青年团办的，怎么管到我们省委头上来了？气氛很僵。秘书过来动，说是天晚了，明天再谈。

我想到进省委大院之艰难，只怕明天这位领导不会见我们了，便说：如果你们对此案平反有疑虑，请你请示华主席。可以把我们的意见反映上去。 一时，对话无法进行。还是秘书机敏说礼堂放电影了，问我们要不要去看。

书记也口气平缓地说：先看电影。他打了个邀请我们的手势。

记得那是部朝鲜片子，什么故事，全没有记住，心里只琢磨散场后的对话内容。散电影后，我们又回到了原来谈话的会议室。时间已很晚了，我说： 明天是元旦了，我们回去要把《第二次握手》及作者的冤情向领导汇报。我们希望放张扬出狱。如果不放，我们除发内参外，还可能在《中国青年报》上刊登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歌颂周总理的好书，而作者张扬至今仍被关押得不到平反的消息。书记表示考虑我们的意见。

元旦那天，我从北京机场回家以后，便将所有情况及所摘的取证材料向主任王石作了汇报。随后，我立即写为《第二次握手》平反的稿件。1979 年的元月 18 日下午，长沙特别监狱（关死刑犯人）的铁门终于打开了，骨瘦加柴的张扬从那里缓缓走了出来。同时，报社接到了湖南省委打来已经释放张扬的长途电话。元月 20 日的《中国青年报》一版刊出了为《第二次握手》平反的消息。元月 23 日，当出版社另一名编辑李硕儒接张扬来北京，我与小邝到火车站接他时，三双手是握在一起的他的手滚烫，一量体温摄氏 40．5 度。原来，几年的监狱生活把他的身体给搞垮了，严重的胸膜炎正在威胁着他的生命。当时，报社为他平反，出版社要为他出书。接他到北京来，是让他尽快修改《第二次握手》的书稿。现在，首要的是使他恢复健康。于是，很快把他送进了结核病院。医生从他胸腔里抽出四盐水瓶的血水脓水后，他铁青的脸才慢慢有了活色。然而，病情垂危的张扬住在医院里，湖南方面虽然放他出狱，可并没有给他在政治上平反和安排工作。他远在千里之外的母亲月薪也只有几十元，在经济上，她对张扬几乎拿不出分文。为了抢救张扬，报社领导与中国青年出版社领导双方商定替张扬交付住院费用。邝夏渝、李硕儒和我几乎是每天轮流去医院护理张扬，给他带点吃的，再讲些现实生活的大事及中央精神（因他在狱中关了 4 年多，对外界情况不了解）。记得，当我从书包里掏出家里仅有一两左右的香油时，他拉着我的手哭了。后来提到这件事时，张扬仍很激动。 过了一段时间，张扬的病情稳定并开始好转，《中国青年报》上再次发表了《要有胆有识保护好作品》的调查报告。然而，湖南有关方面仍有一些同志坚持极左的一套。看了报上有关张扬平反过程文章后，有人向耀邦同志写了《中国青年报记者把反革命分子张扬捧上了天想干什么？》的告状信。耀邦同志立即在这封信上批示：转中国青年报同志阅酌胡耀邦，5 月 17 日。耀邦同志对报社的信任使我们很高兴，我们继续为《第二次握手》的平反作宣传。然而，又有人将那封告状信送到叶剑英、李先念、邓颖超等同志手里，耀邦同志那里又收到了第二份。告状信约有八千字，信中把《第二次握手》撇在一旁，只字不提，却在其他方面，把作者张扬打成一个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同时声声讨伐记者丧失立场为反革命说话等等。这时，团中央除收到湖南省发来的告状信外，给叶剑英、李先念、邓颖超等的信也转到那里。团中央书记处过问此事，中宣部也派人来报社。问题又变得麻烦了。命运才有转机的张扬一下子又危在旦夕。中宣部的信是这样写的：中国青年报编辑部： 公安部转给胡耀邦同志一封湖南省公安局四同志的来信。耀邦同志批示，让我们同《中国青年报》共同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现将此信转给你们，请你们核对信中反映的情况，准备意见后，争取本周来我部共同研究一下。

鉴于青年出版社已决定出版《第二次握手》、北影也决定改拍成故事片，请你们向青年出版杜和北影打个招呼，先不忙于出书和拍电影，待讨论后再定。

此致 敬礼

中宣部

1979 年 5 月 29 日

这时凭我直觉，报社有些人严肃起来了，他们可能担心平时傻里傻气的 小顾会不会在湖南调查中有失误。为准备去中宣部的发言，王石连夜翻阅我所摘录的张扬案卷材料。我和邝夏渝陪着报社与出版社的领导，向中宣部领导及新闻局整整汇报与讨论了一天，终于驳回了湖南的诬告信。随后，报社决定连载《第二次握手》。由我将 24 万字的小说（张扬病中修改、增补后的新稿）缩写成 6 万字，分成 30 节，各节上下有纽扣相连，在报上刊出。连载大受读者欢迎，到处抢购报纸，上海街头邮局的玻璃都被挤破了。

后来，《第二次握手》出了书，被搬上了银幕，作者张扬也成了一时红遍文坛的作家。有多少家报刊抢着报道，多少人挥笔，文字激昂也有许多朋友劝我，让我写文章或是去应邀作报告，我当时都拒绝了。我已得到满足了，因为书的问世出版，作者的平反出狱走向文坛，这都足够说明：对它，我神圣的编辑职责已经完成，应让自己更多的时间去关心另一本书稿或是更多的书稿了。 是的，我和《第二次握手》的故事早已过去了十几年，我早已调在一家出版社专门编书了，每天、每晚都是与书稿作朋友，与书的故事已经能编出几大车了但是，最能引起我回忆的还是《第二次握手》。这种感情，我想，亲爱的读者会理解的。你说对吧？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