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与鲁迅曾有过这样的对话:为您写传我肯定不是最适当的人,因为我不姓许。鲁迅听后哈哈大笑:就凭你这句话,你是懂得我的人。 一句你是懂得我的人,可看出两人非同一般的关系。就是这位自称不是最适当的人,于1956年在香港写成并出版了《鲁迅评传》。 在民国历史上,像曹聚仁与鲁迅之间这样互相懂得的人,还有很多。 1939年夏,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读了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顺利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关于个中缘由,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从此以后,汪曾祺就在老师的帮助下一步步走上文坛,而后成为京派小说的领军人物。 他是最懂沈从文的人,在行军过程中,只带了沈从文的书,只想听这个人说话。而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沈从文死后,汪曾祺围着老师看一眼,再看一眼,然后,哭了。 丰子恺崇拜李叔同,两人的师徒之情天高地厚。1918年李叔同出家做了和尚,而为了回报恩师对他的培育和引领,丰子恺用自己的画笔,46年的时间和一段坎坷艰危的道路,实现了一个宏大的发愿,这就是直到现在还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六集《护生画集》。 丰子恺懂得李叔同。所以,有生死之约,一个写,一个画,后来李叔同仙逝,剩下的一个,继续画。即使在文革中,丰子恺成为上海市级十大批斗对象的时候,丰子恺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 国学大师陈寅恪晚年,在病榻上将编定的着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与学生蒋天枢。这被后辈学人视为他一生学问事业的性命之托。蒋天枢是懂得陈寅恪的人,他也配得上这种信赖。 1958年,他在其《履历表》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写道:陈寅恪,69岁,师生关系,无党派。这在当时来说,是冒着很大风险! 文人之间的懂得是一种千古知己的情怀;是一种斯世同怀视之的默契;如清风之于明月,虽无形,却自有一股清辉耀人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