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证据表明，孟浩然是一位好酒人士。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新唐书》孟浩然传等多种文献，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山南采访使韩朝宗十分欣赏孟浩然的诗歌才华，带他一同赴长安，准备向朝廷举荐。韩朝宗为了替他造声势，先行一步，约好日子一同进朝廷。不料，到了约定的那一天，孟浩然遇到老朋友，就进了酒家，喝上了。当时有人提醒他跟韩朝宗约定的事，孟浩然很不以为然地说：“业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它！”结果，误了约会，惹怒韩朝宗，不再替他引荐。

孟浩然本人，也并不后悔。事关仕途命运的举荐机会，孟浩然竟然可以为了喝酒，置之度外。可见，他好酒的程度，不是常人所能企及的。这一点，唐代诗人当中，大约只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诗仙李白可以相提并论。不过，李白的酒后狂放，很可能是受到了孟浩然的影响。李白在《赠孟浩然》一诗中，有“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两句，可知李白对孟浩然的嗜酒行为是欣赏、钦佩的。

如此好酒之人，本应深受酒精的两大影响：麻醉和兴奋作用。具体地说，麻醉使其摆脱世俗的烦恼和束缚，兴奋使其灵感勃发文思泉涌。李白、杜甫，都是深受酒精这两大作用嘉惠的诗人，他们许多“凌沧州”“撼五岳”“泣鬼神”“惊风雨”的作品，就是在飮酒之后写成的。

而孟浩然，读其诗作，我实在替他感到惋惜：他经常喝酒，似乎也经常喝高，但是，他始终都能保持理性，从不说醉话。换言之，酒精对孟浩然的麻醉作用仅限于脸红眼晕腿虚之类的生理层面，并没有影响到他的精神世界，没能让他多说一句话，发一点儿感慨。因而，酒精对于他的诗歌创作，没有任何促进作用。他的跟酒有关的诗句，酒都只是一种普通的食物，诗句中几乎没有酒后的感慨。

(摘自《澳门日报》 文/阿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