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乘2等于几？”

“4”这个刚刚转学来的孩子第一次举手回答。

“不对。应该答什么？”

“4”他肯定自己是对的。

“过来站在全班同学面前，想想正确答案”女教师说。

他就站着那里，穿着母亲为他准备的最好的衣服，面对着还没有认识的正在窃笑的同学们。试图忍住泪水。

下课铃声响了，教师问“现在，你想出答案来了？”

他承认没有。

她启发他“应该这样回答，‘4，夫人’”

他在70年之后写到“直到后来，这种特性才在我身上强烈地显露出来：我厌恶哪怕是最轻微的兵营式一律化或集体服从的暗示……我一直在想，是否是这种独立的迫切性促使许多人选择了新闻业这一行”

二

二十出头的时候他是个电台的播音员，老板冲进办公室向他大叫“赶快播！赶快播！市政大厅着火了，三个人跳下来了，都死了，我夫人刚给我打的电话，我家就在马路对面，赶快！”

他伸手去抓电话。

“你干什么？”老板问“赶快播，赶快播！”

他要给消防队打电话核实一下。

“你不用核实，我夫人从头到尾看得一清二楚”

他还是抓起了电话，老板气疯了，自己在话筒面前把这当成最新要闻播了出去，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电话接通了，消防队说那算是不上火灾，脚手架着了火，马上就会熄灭，而且也没有人受伤。

事件的结局是他被解雇了。

三

二战的时候，作为合众社的记者，他随海军作战“海军大炮把甲板所有的东西都送上了天，都被爆炸后的真空吸走了……我站在那儿，被眼前一切震憾，满天的扑克牌雨点一样飘落下来，有一张落在我紧抓着栏杆的手背上，是一张黑桃A”

他呆在那里直到战争结束，随盟军进入荷兰，荷兰人不停地向他们掷来郁金香，一直堆到汽车的档泥板上。

“郁金香是很重的花朵”他写道“我就是在那一天流下了战争以来的第一滴血——被一捆用铁丝绑在一起的郁金香砸了个正着”

“上厕所成了我们最大的问题，人们水泄不通……不过出了阿姆斯特丹，向海牙方向开去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缺口，放眼望去没有荷兰人，我们躲到一堵矮墙后头，还没来得及解决问题，就见荷兰人蜂涌而至——男人，女人，小孩子，他们越过矮墙，把我们淹没在他们的怀抱里，完全不管我们的身体还有一部分暴露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