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四处追打苍蝇，装进火柴盒，装得满满腾腾，一盒一盒交给班主任，这是六岁的刘香成唯一能为自己处境做的努力比别人更起劲地除四害来争取红领巾。他所在的福州军区古北一中小学里，都是革命子女，他是大地主的后代，我当时是全红一点黑。

　　小学四年级他被在《大公报》任职的父亲接去香港，学校在操场上特意举行了一个仪式，让他戴着红领巾去香港，所以我到了香港，又成了全黑一点红。

　　1976年，他以美国《时代》记者的身份回到中国，戴着黑纱的广东人面对他沉默不语，但从他们的身体和眼神里，他立刻感觉到不平常的平静，那是人从一个境界到了另一个境界时才会出现的东西一种只能意会的状态。

　　三年后，他在大连理工学院，早上散步的时候，走到一座雕像前，看到一个小伙子踩着轮鞋滑过，他拍下这张照片，因为这个瞬间表达出了他意会到的东西一一种内在的无比解脱和面对着不明确未来的感觉。

　　二

　　我问他一个行业的启蒙怎么开始，他说有个词叫泡。没这个不行。

　　当年他在《生活》杂志做实习生的时候，给著名的摄影师基恩米利当过9个月实习生。那时老头儿已经72岁了，整整9个月里，他从没有谈过技术问题。只是在每天傍晚，老人会把自己挑的图片贴在墙上，跟他一起看，告诉他，这张好，那张不好。

　　为什么?因为解读事件比抓住事件更重要。

　　在《时代》的时候，杂志社的人会对他说，刘香成你去印度，在那里住上四年，跟他们一起朝圣、喝茶。每次出去工作，要把自己所有的行李、器材装箱，运到另外一个国家，自己的孩子在那里上学。照片是这样泡出来的。

　　他说现在的中国文化里少休闲，我理解他是说少一种不计功利的悠然自得的乐趣，少这个，文化的发展就不丰沛。他说现在的人去出差才代表创作，在意大利或者海滨呆着才叫休闲，他们成天忙着休闲，哪儿还知道什么是休闲呢。

　　三

　　谈起他现在做的事，有些出乎我意料，他把很大精力放在对历史图片的整理编辑上。

　　他看到庞大中国在文化上的裂痕，我们缺乏一个共同的标准，同样一件事，我们在北京谈论，和我们在甘肃，在福建，在广东谈论，还能是同一个概念同一回事吗?现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每个人都在喊口号，希望人们能听见他们的声音，这是不行的，不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家的表现。

　　他举荷赛评奖当评委为例，说第一轮只要有一个评委举手照片就可以进入下一轮，第二轮是三人举手，第三轮是五人举手，等进入最后一轮才开始争论。争得脖子都红了。那不要紧，因为之前有一个共识的基础，不需要再为基本的标准争，不像国内。

　　挣脱单一标准之后，又没有来得及建立起共识，在这种空洞里，人们就会感到茫然若失。

　　刘香成对中国近代以来历次极端化的政治运动多有反思，他总结不能保持理智与平衡的原因：要做到有开放的心态，必须对自己的历史尽量客观、准确地去正视和反思，因为历史是我们的共同记忆。中国如何对待它的历史，将会影响中国将来如何发展。这太重要了。

　　他说：我已经60岁了，不可能再走进战场，但是整理历史这样的事情，却需要我这样一个人。要像剥洋葱一样，慢慢一片片剥下去，过程层层展示，结论则完全开放。

　　他说：过去是未来最好的向导。

　　四

　　九十年代初期，他在巴黎一家旧书店里看到赛珍珠为林语堂的书写的序，说：常常翻开写中国的书，又失望地合上，因为里面有很多虚弱的言过其实。人们在狂热地为一个不需要辩解的国家辩护。

　　刘香成用一张照片说明什么是他心目中的中国。1980年，高考恢复不久，很多人家里晚上灯不够用，要考大学的学生，就跑到天安门广场借着路灯去读书。他看到这几个女孩子，我想把自己的位置与学生拉平，只能趴在地上拍。我趴在这个女孩子的前面，趴在地下，按着B快门，我也没有办法知道曝光要多少，我在心里数一二三四，数了25下再放开。有意思的是，数了那么久，她们一丝都没有动，要知道如果她们动了一下，照片就会虚了。

　　这是他的定义：什么是中国人?中国人能够在33年中熬过25场运动。

　　他与上个世纪30年代林语堂一样，选择用诚实表达他的尊敬。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诸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他说：中国是在不变之中激变，要有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