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篇有关纯粹的故事

纯粹的儿童小故事：（1）：

那根本不是北京，连县城都不如，在北京站至郑州站的绿皮车上，一想起被丢在身后的儿子——人又瘦又小，第一次离开老家，住在破烂不堪的大杂院里，张美兰忍不住流了一路的泪，她不敢说话，怕一张口就哭出声来。

2001年，熊华锋18岁，第一次从河南驻马店去北京求学，不过，他没有考上北京的任何一所大学，只是坚定地认为自己不该待在郑州，北京才是他的“舞台”。到北京去，总会有办法学习的！撕掉二本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刹那，母亲张美兰的心也被撕得粉碎。

去北京

2001年9月开学前一个月，熊华锋还在河南老家驻马店汝南县三桥乡赖夹道村为前路犯愁。高考成绩出来了，他没考上目标中的北京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只被第二志愿郑州一所二本学院录取了。

母亲张美兰开始也对录取结果不满意，毕竟儿子从小就是村里学习最好的，全家人对他报的希望很大。但二本也是大学，张美兰想想，先上几年再说。

熊华锋的父亲一直在内蒙打工，哥哥初中没毕业就退学在家，母亲一直当家作主。之前她给儿子“许了电影”，还是高高兴兴在村里放了一场电影“还愿”，全村人都知道她家里那个会念书的孩子要去郑州上大学了。

但熊华锋却突然提出，他还是想上北京去学习。

“啥？没考上还去北京干啥？”

“郑州那个大学不是我的理想，北京才是我该去的地方。”

知道熊华锋的牛脾气，张美兰做好了跟他打一场“硬仗”的准备。

“咱先去郑州念，然后再考研究生？”

“四年又三年，花那么多时间，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样。”

“那你就再复读一年？”

“复读浪费时间，再读一年还不知道结果怎样。”

眼看拗不过他，张美兰气得慌。

大学开学的日子到了，新被褥、学费也准备好了。夜里，吃过晚饭，母子三人在平房过道里乘凉。熊华锋说：“妈，我已经下了决心了，您就依我吧。”两人大吵起来，熊华锋撕碎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张美兰扇了他两巴掌，还来不及后悔，儿子就“嗖”地起身，撒腿往家门外跑。

张美兰和村里人找了半宿，根本不见人影。秋天的玉米地又密又黑，熊华锋也害怕，他穿进去后又跑到旁边一条沟里趴着。过了很久，他听到母亲在附近哭着大喊“你要去北京就去北京吧，都依你还不行吗？”才流着眼泪爬了出来。

张美兰没有上过学，但一生好强，勤奋劳作，还努力识了些字，两个儿子读书成才是她最大的心愿。大儿子初中没毕业就不读了，小儿子熊华锋也很叛逆，但幸亏头脑聪明，也一直很好学。

儿子撕碎录取通知书以后，她的心也碎了。但她还是送他到了北京，不放心他一个人出远门。

听说北京的大学集中在海淀区，熊华锋先在海淀区功德寺新村一带的城中村租了一间隔间住下。“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像收破烂的大杂院，哪里像是在北京啊。”回老家的路上，张美兰哭了一路。

熊华锋虽然忐忑，但北京是他自己要来的，他还有些兴奋。学习，从哪里开始呢？

高考填报志愿时熊华锋报的是计算机系。在老家的网吧里，他第一次看人家用计算机，屏幕上的光标怎么一下子就从那移到这了？喏，对方只把鼠标轻轻一碰，光标就动了。

大杂院隔壁住的年轻人于志胜，大家叫他阿胜，阿胜告诉他，可以自考。阿胜比熊华锋大两岁，黑龙江人，比他来得早些。两人后来一起合租、搬家，做“室友”两年多。但自考要学很多“没用”的东西，浪费时间，熊华锋揣着父母的辛苦钱，只想缩短学习时间，尽快学些“真本领”。

熊华锋还听人说，北京的很多大学里可以旁听，海淀大学城有不少这样的“旁听族”。

第一次跟别人去北大旁听了一次，熊华锋心砰砰直跳，自己竟然真的来到了北京，亲耳听着曾经心中神一样的北大的老师讲课，这么容易就实现了，没有想象中的重重障碍。

北京来对了！熊华锋很振奋。

一起旁听的人后来再没有出现过，但是熊华锋坚持了下来，他决定系统旁听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和信息管理系计算机专业相关课程。

每天一早，熊华锋从菜场一块钱买回5个馒头，然后到理科教室抄墙上贴出的课表，安排自己一天的学习。自此，他也成了一名北大的“学生”。

“没有抱怨的权利”

2002年第一次回家过年之后，熊华锋突然觉得压力巨大。亲戚朋友们听说他去北京“上大学”了，无不打听他的情况。

从小就很要强的熊华锋不等别人来问，就先自己拍胸脯：“北京好得很！我在那边学得很好！”

“保证”之后，自己的头顶却乌云密布。学了半年以后，熊华锋发现自己根本学不通，刚来时那种新鲜感和兴奋感被迷茫和焦虑淹没了。

2002年，熊华锋和阿胜一起搬到北大博雅塔背后的大杂院，两人合租一间15平米的单间，两张床、两张桌子，随处可见的书堆，门口则乱放着电炉子和炊具，摆着几瓶小罐头瓶装的自制腌蒜苔。在这里，熊华锋度过了最艰辛甚至煎熬的一年半，不是因为物质艰苦，而是因为彷徨茫然。

租住的院子是北京老式四合院改建的大杂院，房东老太住着大屋，院内其他三面搭建了五六间小屋，住着考研、自考的学生、在中关村工作的上班族，还有一家打印店。人人都沉默而忙碌。熊华锋只能逼着自己，每天起早贪黑穿过门口那条狭长黢黑的小巷子，到教室去，到图书馆去，听课、看书，听不懂也要听，看不懂也要看。

合租的阿胜已经放弃了刚来北京时想要学点什么的想法，开始尝试找工作，做各种兼职，甚至想过开一家院子里那样的打印店。阿胜也曾经成绩优秀，考上了一所一本大学，因为所学专业非自己所爱，又沉迷于网络游戏，读了一年就被退学。年轻气盛的他索性来了北京，想学计算机。“那时候很多社会上的学校打广告，说到北京可以学什么学什么，来了以后才知道是骗人的。”阿胜考虑过自考，但最终放弃了。

最迷茫的时候，熊华锋也开始跟着阿胜干，万一学不下去了，只好找找别的出路。学习之余，熊华锋跟阿胜一起上街发传单，到街头推销小收音机，到房产公司做业务员。发传单，反而亏了押金；推销小收音机，走向陌生人简直是煎熬。一对母女看他可怜，专门停下来听他讲，他反而紧张得说不下去。最后两人竟亏了600块钱。这些尝试让熊华锋更加挫败，也让他去除了杂念，破釜沉舟，华山一条路，必须继续学下去。“在长达一年半时间里，我一直处于巨大的焦灼和压力之中，苦于没有人指引，只能逼迫自己更加勤奋。”

压力带来的副作用就是急躁。熊华锋作为“旁听生”，学得稀里糊涂，不好意思去向北大的老师和学生请教，只好自己到书本里去“抠”。

他常带一个小板凳，到北大图书馆，到海淀图书城，找个角落，抱十几本书堆在面前，“但实际上根本看不完那么多，就是心急。”

那时海淀图书城被计算机方面的书占领，中关村高速崛起，许多聪明的年轻人在这里寻找机遇，想要一展宏图。而熊华锋仍在彷徨中坚持。

每天夜里回到出租屋里，熊华锋继续在自己买来的二手电脑上学习开发工具，按照书上的示例，一步一步尝试做一些播放器、象棋之类的小软件，一直到深夜一两点。

来北京一年多，熊华锋只吃馒头，偶尔吃西红柿刀削面算作改善生活。身边的同龄人吃麦当劳、去KTV、看电影，这些都与他是两个世界。

“我没有学分和学历，没有享受或抱怨的权利，只有明确的目标：学会开发软件，能找到一份工作。”

云开雾散

2003年上半年，经过近两年的煎熬和坚持，熊华锋突然发现自己“通了”，看不懂的程序能看懂了，想要实现的工具也能尝试着实现。自己在北大教室里听的理论、书堆里泡出来的知识开始累积、融会，最终立了起来，“后来我才明白，学东西可能必须经过那个积累的过程。”

在北大教室的角落里，熊华锋是那个从来不会被点到名的人。但“旁听”了几年之后也渐渐有了熟人，坐在一起的学生有时候还会问他一些问题，他发现自己可以解答，很是高兴。他不会想到，几年后，自己创业后，会有正牌北大毕业的学生来公司应聘。

豁然开朗之后，熊华锋进步飞速，头顶的乌云一散而去，久违的自信也回来了。

闲暇时间，他也和阿胜及朋友们一起到附近的北京101中学打篮球、翻墙逛了十几次圆明园和颐和园。他们都是来北京追求“理想”的年轻人，盘踞在大学周围的“边缘人”。

2003年下半年一天，一堆人在一起吃饭，阿胜一个朋友告诉熊华锋，自己准备去面试一家计算机企业，问他要不要一起去？当时，熊华锋还没想过找工作的事，毕竟自己才“大三”，不过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同他一起去了。

第一轮面试20个人，展示和介绍自己的程序作品。熊华锋展示的是自己开发的“监控器”，一个可以监控到聊天记录的系统。最终，他和另外一人一起进入第二轮面试，阿胜的朋友没有进去。

这家公司是一家台湾企业的北京分公司，面试官是老板本人，一个30岁的台湾男人。面试时间是上午10点，熊华锋8点就到了，在大厅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坐在附近的一个公司程序员甚至还向他讨教了一个问题。九点半时，老板手头忙完了，看了看时间，说，小伙子，要不先过来聊一聊吧。

在自我介绍时，熊华锋老实“交代”自己并没有学历和文凭，见对方竟然并不介意，有了信心的他又讲述了自己来北京求学、旁听的经历和自己对技术的追求和热情，并表示对薪资待遇没有任何要求。“当时我想，只要能给我一份工作，认可我，让我通过自己想做的事情自食其力，就算给200块我也愿意。”

没过多久，熊华锋拿到了Offer。接到通知电话的瞬间，熊华锋简直不敢相信，好久以来，他第一次感到那么开心，“就是觉得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以前，北京给他的印象是冷酷，特别是秋冬，但此时此刻的一切，他蜗居的小屋，吃过的蒜苔罐头，成堆的书山都变得可爱起来。

那时阿胜已经到望京找了份工作，两人约在一起喝了个酩酊大醉。“他喝多了先是会说个不停，然后倒头就睡。”如今在河北燕郊做快递生意的阿胜回忆起往昔，有些黯然，“那时候不管多辛苦，熊华锋都坚持去听课，他一直在学习，而我放弃了，这之后我们的差距越拉越大。”

接到电话的张美兰也不敢相信儿子能找到工作，自己当保姆时一个月最多才400块钱，他能挣2000块钱？要知道，母亲曾经伤透了心，对孩子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了。

更纯粹的“知识改变命运”

2004年，张美兰又一次来到北京，看了看儿子工作的情况，熊华锋的台湾老板还专门到他的出租屋去拜访，送了他第一瓶威士忌。张美兰知道自己不是做梦，儿子真找到工作了，而且一个月真有2000块钱工资。

进公司上班的第一天，熊华锋就注意到，曾经问过自己问题的那个程序员已经不在了。他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在这一行，没有过硬的技术，迟早都会被淘汰。

母亲张美兰也很高兴，但她心里老觉得不踏实，一来是觉得儿子到底没个文凭，二来觉得挣再多钱也是给人家打工，不如当老师、进国企、当公务员那样，拿国家给发的工资来得安心。

熊华锋从来没想过这些，从他在老家撕掉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他就断了这条路。

2005年，已经小有成绩的熊华锋做出了另一个让母亲张美兰“气得半死”的决定，他决定辞去上海高薪的工作，重返北京，创办自己的公司，希望从自身经历出发，开发出一套分享优秀教学资源和帮助学生自学的教育平台。

创业却颇为不易，“当时我们想把所有北京中学里的课程录下来让学生免费看，但后来发现进入北京的学校很难，当时的家长也把计算机等同于网络游戏，对网络印象很差。”项目中止，熊华锋只好又去做其他事情。

2012年，已经创业三次的熊华峰再次拾起了最初的梦想：对原有的教育信息化平台进行创新。在北京，他一直没有买房，这一次，他把自己赚来的几百万投入到创业中去。

现在，他在望京租了一套别墅运转自己的公司，他的公司职员还有北大毕业的高材生，“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也能看到最好的老师讲课。老师公开自己的上课内容，谁教得好教得不好不再只以考试结果论英雄。而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喜欢的老师，组合自己的课程。这将是很大的变革。”

对熊华峰而言，技术进步会让“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变得更加纯粹，他想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学习的人们，就像帮助曾经的自己。

纯粹的儿童小故事：（2）：

放着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对话》、《大家》栏目的主持人不做，曲向东带着一群成功人士上路，奔波在沙漠和极地。痛苦了几年，这个生意终于上了轨道。

知行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玄奘之路戈壁商学院挑战赛创始人，现在，人们这么介绍他。

借钱

一张办公桌和一把老板椅就把他的办公室塞满了。墙上挂着四个字玄奘之路，这是戈壁挑战赛的名字。之前，这里挂着的是另一幅字，上善若水。

换下的那块牌匾印照着他过去的一段心情。那是我创业最黑暗的时候挂上的字，那时，这四个字给他安慰和智慧，要像水一样勇于接受变化。

他从拿工资的人变成了开工资的人。2006年，初创的公司，他一睁眼就面对钱的问题。公司就像张开了嘴嗷嗷待哺的婴儿，他得养活。

和草根创业者不同，曲向东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文人和央视前主持人，有自己的矜持和家底。

创业之初需要的资金，首先想到的不是募资，而是自己的腰包，连孩子的奶粉钱都搭上了。还好他夫人还有工作，家里生活有起码的保障。

但仅仅靠一年一次的玄奘之路商学院挑战赛的商业收入，公司运转不下去。拿着纸笔认真算了一笔账，他说：第一届玄奘之路商学院挑战赛的收入，只够我给一个半员工开一年工资。可我有十多个员工啊！

这些员工是他创业之初的团队成员。他不舍得也不好意思解散。

员工、债务、生存忽然把他原本悠闲的生活占得满满的。这个从小就不喜欢管人的人，无意之中走上了一条既要管人又要管钱的道路。

为了赚钱，早期，他的公司广开门路，能沾上的都做。比如给地方台组织策划一台文艺晚会，他飞到某个地方主持个商业活动。每拿到一笔报酬，还没焐热，他就迫不及待地花出去了。

但钱还是不够，像总堵不住的窟窿。他想了想，管自己家人借钱，三万元五万元地借。逼急了，跟外人借钱，又太不好意思开口，挣扎酝酿半天。有人支持了他，也有人很干脆地回绝了他。

他不是没有想过要闪的，两年前，他还盘算着，要不要去找个职业经理人。可转念一想：还不赢利的公司就好比没出生的孩子，还在肚子里，你交给谁带去？

纯粹的儿童小故事：（3）：

　放着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对话》、《大家》栏目的主持人不做，曲向东带着一群成功人士上路，奔波在沙漠和极地。痛苦了几年，这个生意终于上了轨道。

　　知行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玄奘之路戈壁商学院挑战赛创始人，现在，人们这么介绍他。

　　借钱

　　一张办公桌和一把老板椅就把他的办公室塞满了。墙上挂着四个字玄奘之路，这是戈壁挑战赛的名字。之前，这里挂着的是另一幅字，上善若水。

　　换下的那块牌匾印照着他过去的一段心情。那是我创业最黑暗的时候挂上的字，那时，这四个字给他安慰和智慧，要像水一样勇于接受变化。

　　他从拿工资的人变成了开工资的人。2006年，初创的公司，他一睁眼就面对钱的问题。公司就像张开了嘴嗷嗷待哺的婴儿，他得养活。

　　和草根创业者不同，曲向东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文人和央视前主持人，有自己的矜持和家底。

　　创业之初需要的资金，首先想到的不是募资，而是自己的腰包，连孩子的奶粉钱都搭上了。还好他夫人还有工作，家里生活有起码的保障。

　　但仅仅靠一年一次的玄奘之路商学院挑战赛的商业收入，公司运转不下去。拿着纸笔认真算了一笔账，他说：第一届玄奘之路商学院挑战赛的收入，只够我给一个半员工开一年工资。可我有十多个员工啊！

　　这些员工是他创业之初的团队成员。他不舍得也不好意思解散。

　　员工、债务、生存忽然把他原本悠闲的生活占得满满的。这个从小就不喜欢管人的人，无意之中走上了一条既要管人又要管钱的道路。

　　为了赚钱，早期，他的公司广开门路，能沾上的都做。比如给地方台组织策划一台文艺晚会，他飞到某个地方主持个商业活动。每拿到一笔报酬，还没焐热，他就迫不及待地花出去了。

　　但钱还是不够，像总堵不住的窟窿。他想了想，管自己家人借钱，三万元五万元地借。逼急了，跟外人借钱，又太不好意思开口，挣扎酝酿半天。有人支持了他，也有人很干脆地回绝了他。

　　他不是没有想过要闪的，两年前，他还盘算着，要不要去找个职业经理人。可转念一想：还不赢利的公司就好比没出生的孩子，还在肚子里，你交给谁带去？

　　又过了两年，他的公司三大业务的雏形已经清晰，客户都是成功人士，玄奘之路商学院挑战赛，是组织他们去沙漠徒步；极地旅游的目的地是南极北极；新项目发现中国走文化考古的方向。

　　项目一个滚一个，商业模式清晰，收入也多了。

　　一个个投资者上门拜访他，希望入股、投资。

　　商业上的春天离他越来越近了。

　　出入央视

　　曲向东出身军人家庭，有两个姐姐，家教甚严，同时被脉脉的温情包围。

　　高考那年，他填报了北京大学作为第一志愿。威严的父亲担心他考不上，希望他改。他跟父亲说，如果今年我考不上，明年我就听您的。父亲看了看儿子，只好折服。

　　北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核工业音像出版社。20世纪90年代初，作为最早一批玩数字技术的人，他参与制作了宋祖英等人的音乐录影带，屡获大奖。他很清醒，自觉没有搞艺术的天赋，很快停止了尝试。

　　去央视的桥段像个故事，某一天，他陪朋友去央视面试，最后，自己留在了那里。再后来，他当了一次出镜记者，就被领导提拔为主持人。

　　在央视的屏幕上，越来越多人认识了他，他却想离开了。

　　2003年大年初二，他向央视经济部提交了辞职报告。之前纠结了半年，这也是他唯一一段失眠的时间。他感觉主持人是被抬在轿子里的人。每个男人都有一种野心，追求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就是想过一种能够自己主宰的生活，哪怕去前门大街摆地摊。

　　他当然不会去摆地摊。很快，有人拉他进入一个教育公司当执行总裁，但只过了一年多，那个公司就由于种种问题散了架。

　　这期间，他又和央视有松散的合作。辞职后几个月，央视科教中心一个制片人找到他，请他做《大家》栏目的主持人。这像个临时工，很轻松，他可以一边当主持人，一边想着自己做点什么。

　　玄奘之路就是这时进入他的视野的。为了采访红学家冯其庸，他研究了冯老的大量资料，吃惊地发现，62岁的老人重走了玄奘之路。曲向东喜欢户外，喜欢那些和文化、历史、生态有关的旅行。能不能组织个重走玄奘之路的大型活动，并拍个纪录片呢？

　　说到做到，2005年10月，他自掏腰包，拉了王小丫、王石、冯仑、张维迎、刘东华等十人入伙。王小丫是他的同事，冯仑、王石等他在节目中合作过，成为了朋友。这是他计划中的热身赛，他有更大的计划。等和这帮名人把玄奘之路走了，知名度打响了，那么从西安到印度的玄奘之路，那个真正的玄奘之路和想象中的纪录大片，还怕没有赞助商来给钱吗？

　　可是，赞助商的钱没等来，他被告知，王石突然有事去不了了。他心里一沉，但脸皮薄，也不好意思再给王石电话。过几天，他出差去杭州，意外在酒店里碰到了王石。他以收手机、徒步走一段路程为诱饵，让这个喜欢常年在高山上找生命意义的企业家动了心，答应去。

　　名人参与了，活动被媒体也报道了，但钱袋子还空着。已经10月份了，在戈壁里，曲向东焦急地等着同伴的好消息。11月，计划中正式的玄奘之路活动就要开锣。风声放出去了，做不出来就要信誉扫地。自己再掏钱吧，不是自己能承受的范围。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冒险

　　就在那时，北京突然飘来个消息，2006年被确定中印友好年。以新闻人固有的敏感，他马上发现，玄奘之路完全符合促进中印文化交流的主旨。他有个大胆的想法，向央视的领导报告后得到许可，中央电视台参与进来，并以央视的名义给外交部打了报告。

　　有了更多时间准备，有了更高层面的社会影响力，赞助终于拉来了。他甚至有个更大胆的念头，如果徒步者抵达印度时，国家领导人也在印度出访，能被国家领导人接见一下吗？

　　他信奉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用胡适的话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对照当时各种资料，他选定了出发的日子。

　　有如神助，队伍出发前，外交部告知中央电视台，11月20日，可能有领导人在印度接见这次活动的参与者。

　　同时，央视也传达了外交部的指示，全体队员不能过境有战乱的阿富汗。这个通知来得太突然，如果不经过阿富汗，再等着做其他安排来不及了，集体签证也会过期。

　　曲向东决定搏一把。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他上网搜集了资料，召集了伙伴说：相对阿富汗的总人数，战争死亡率比北京街头的交通意外死亡率还低。他把利害关系摆明，征求大家的意见，说只要一个人不愿意过阿富汗，大家都不过。但最后，谁也没有反对。他给央视领导发了条短信：经慎重考虑，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穿过阿富汗。请放心，两天之后跟您联系。

　　出发前，他要求全体关手机两天。最终，他们安全穿越了阿富汗到达印度，并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一来二去，玄奘之路戈壁商学院挑战赛就年复一年地做了六届，参赛商学院近30家。一起在狂风大作和烈日炎炎的恶劣环境中跋涉的队友们只有一个目标，走下去。相对单纯的环境中，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圈子，感情深厚，互称戈友。

　　新加坡一能源公司的老总王海荣就是戈友，他还参与了后来的南极探险活动。在和曲向东聊天时，提出他的祖籍山西是中国最早国家文明的发祥地，曲向东和他起了争执。这导致了一个新项目的诞生，发现最早的中国文化考古项目。这个活动带领人们深入晋南豫西的考古现场。

　　缺乏商业的自觉性

　　没有沙漠，也没有极地，发现中国之旅安全很多。2011年10月15日，在山西运城，通往考古现场的路上。曲向东像护着一群小鸭过马路的鸭爸爸那样小心翼翼，带着考古团队过街。他声音略微沙哑，不时喊着过街小心，过街小心！他的员工走上来劝说：曲老师，别老喊，嗓子有点哑了。他扭过头哈哈一笑：我发现我是天生的导游。

　　帮助专家办理入店手续，在营地里早上招呼大家起床集合，机场搬运行李的劳动力。他很放下姿态。但是始终，他有一种距离感，这他自己也承认。公司考核他成绩最差的一项永远是外部公关。几乎不主动约戈友吃饭，和他们保持距离。微博救了我，不用吃饭也能跟大家沟通交流。

　　他只做他觉得该做的事情。玄奘之路第一届赛事，我拿着电话本，一个商学院再加一个商学院地打电话，邀请人家参与。往后我再也没打过电话邀请谁了，公司发展还是要靠自己，不能什么都靠关系。如果事事都靠我，万一我生个病住个院，公司怎么办呢？

　　跟那些野蛮生长起来的、出身贫寒、性格粗粝的老板相比，曲老板人生就像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他从小就很少争，中年成名，也没有改变家庭命运的负担。他崇尚老子水利万物而不争。我是开会尽量往后坐的人。骨子里，他是文人。

　　所以，尽管在经营一家公司，他仍然不愿意说自己是商人。

　　在他看来，他追求做事的趣味和价值超过商业价值，只不过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就必须通过商业手段来实现。不是我对商人的阶层有什么看法。我缺乏商业的自觉性，对数字缺乏天生的敏感。

　　很简单，他要自由。钱会说话，强势的金主会指手画脚。曾有企业找他，要求赞助冠名发现中国的活动，他没答应。赞助这个模式并不是特别好。他说，先走一步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