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还是决定把房子修建完成，即使她心里清楚，房子将可能在半年或者一年后被拆迁掉。
她说天气太闷，她说走得太累了，她说冬天干燥得太厉害。她问：我能歇息吗？然后就靠着路边的一座房子，头朝向里面，用手掩着脸不让我看见。
我知道不关天气，不关冬天，不关走路的事情。我知道她在那个角落拼命平复内心的波澜。
每次从工作的北京回到家，踏入小巷，远远看到这奇怪的房子，总会让我想起珊瑚一只珊瑚虫拼命往上长，死了变成下一只珊瑚虫的房子，用以支持它继续往上长。它们的生命堆叠在一起，物化成那层层叠叠的躯壳。
母亲讲过太多次这块地的故事。那年她24岁，父亲27岁。两个人在媒人的介绍下，各自害羞地瞄了一眼，彼此下半辈子的事情就这么定了。父亲的父亲是个田地被政府收回而自暴自弃的浪荡子，因为吸食鸦片，早早地把家庭拖入了困境。父亲和他的其他兄弟一样，结婚都得靠自己。当时他没房没钱，第一次约会只是拉着母亲来到这块地，说，我会把这块地买下来，然后盖一座大房子。
母亲相信了。
父亲花了好多钱，雇来石匠，把自己和母亲的名字，编成一副对联，刻在石门上，雕花刻鸟。他让工匠瞒着母亲，把石门运到工地的时候还特意用红布盖着，直到装上大门宣布落成那一刻，父亲把红布一扯，母亲这才看到，她与父亲的名字就这样命名了这座房子。
父亲当年建成的那座石板房子，如今只剩下南边的那片了。
我读高三的时候，那也是父亲生病第二年。母亲把我叫到她房里，打开中间抽屉，抽出一卷钱。她说我们有十万了。那是她做生意，姐姐做会计，我高中主编书以及做家教的收入。她说你是一家之主，你决定怎么用。我想都没想，说存起来啊。
在那两年里，母亲每天晚上八九点就要急急忙忙地拿着一个编织袋出趟门，回来时我会听到她往后院里扔了什么东西，然后一个人走进来，假装每天这么准时地出入一点都不奇怪。其实当时我和姐姐也是装作不知道，但心里早清楚，母亲是在那个时间背着我们到菜市场捡人家不要的菜叶，隔天加上四颗肉丸就是一家人一顿饭的所有配菜。
她偷偷地出去，悄然把菜扔在后院，第二天她把这些菜清洗干净，去除那些烂掉的部分，体面地放置在餐桌上。我们谁也没说破，因为我们都知道，自己承受不了说破后的结果。
然而那个晚上，拿着那十万，她说，我要建房子。
你父亲生病前就想要建房子，所以我要建房子。这是她的理由。
但父亲还需要医药费。
我要建房子。
她像商场里看到心爱的玩具就不肯挪动身体的小女孩，倔强地重复着她的渴望。
我点点头。虽然明白那意味着不明来路的菜叶还需要吃一段时间，但我也在那一刻想起来，好几次一些亲戚远远见到我们就从另一条小巷拐走，和母亲去祠堂祭祀时，总有些人当我们不存在。
我知道这房子是母亲的宣言。以建筑的形式，骄傲地立在那儿。
房子建了将近半年，落成的时候，我都上大学了。那房子最终的造价还是超标了，我只听母亲说找三姨和二伯借了钱，然而借了多少她一句话都不说。我还知道，连做大门的钱也都是向木匠师傅欠着的。每周她清点完加油站的生意，抽出赚来的钱，就一户户一点点地还。
大三暑假的一个晚上，母亲又把我叫进房间，抽出一卷钱。
我们再建两层好不好？
我又想气又想笑。这三年好不容易还清了欠款，扛过几次差点交不出学费的窘境，母亲又来了。
母亲很紧张地用力捏着那卷钱，脸憋成了红色，像战场上在做最后攻坚宣言的将军。这附近没有人建到四楼，我们建到了，就真的站起来了。
我才知道，母亲比我想象的还要倔强，还要傲气。
我知道我不能说不。
果然，房子建到第四层后，小镇一片哗然。建成的第一天，落成的鞭炮一放，母亲特意扶着父亲到市场里去走了一圈。
然后第二年，父亲突然去世了。
然后，再过了两年，母亲在镇政府的公示栏上看到那条线，从这房子的中间切了下来。
我们还是把房子建完整好不好？在从镇政府回来的那条路上，母亲突然转过身来问。
我说：好啊。
她尝试解释：我是不是很任性？这房子马上要拆了，多建多花钱。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建好。
她止不住号啕大哭起来：我只知道，如果这房子没建起来，我一辈子都不会开心，无论住什么房子，过多好的生活。
事实上，直到母亲坚持要建好这房子的那一刻，我才明白过来，前两次建房子，为的不是她或者我的脸面，而是父亲的脸面她想让父亲发起的这个家庭看上去是那么健全和完整。
这是母亲从没表达过，也不可能说出口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