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是极普通的德国人，没有一个人是职业的纳粹党分子，极权统治来临之际，他们是如何生活、如何经历这一历史过程的？纳粹德国覆灭之后，他们又是如何认识希特勒的统治和自己在这段历史中所作所为的？美国作家、记者米尔顿迈耶在战后对德国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旅居采访，以《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一书对此进行了回答。
　　
　　小镇的历史和节日
　　
　　克罗嫩贝格是德国黑森州的一个古老小镇，克罗嫩贝格人对犹太人有着传统的欧洲式仇恨，这一传统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基督教认为，耶稣是被犹太人杀害的。克罗嫩贝格人的仇视没有超出欧洲人对犹太人态度的一般范围。克罗嫩贝格是安静的，即便在三十年战争中，小城镇也幸运地躲过了劫难。
　　
　　纳粹来了，小镇被改变了。1932年克罗嫩贝格人在聆听了希特勒的一次演讲后，安静地喜欢上了纳粹，从此，他们在各种投票中，都把选票投给了纳粹党，就这样，到1938年他们和德国其他所有城镇的居民一样，都毫无疑问地成为纳粹分子。
　　
　　1638年11月9日，克罗嫩贝格人庆祝从奥地利手中解放十五周年，那是一夜狂欢。三百年后的1938年11月9日，克罗嫩贝格人再度迎来狂欢之夜：庆祝摆脱《凡尔赛条约》以及获得解放十五周年1923年11月9日，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暴动的这一天成为纳粹党的重要纪念日。为纪念这一天，这一夜，克罗嫩贝格镇冲锋队队长、裁缝施文克，在党卫军指挥下，制造了焚毁犹太教堂的案件。这一夜，不仅克罗嫩贝格，在所有纳粹控制地区都出现了冲击犹太人的暴力事件，史称水晶之夜。
　　
　　被收买的正义
　　
　　对小人物身份的认同，使小人物成为他们固定自己身份和心灵的符号，没有人将自己视为具有普遍性特征的人，因而，不论在身份上还是在心灵上都没有走出等级制度的桎梏。他们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群体，以一种独特的平静，木然地注视着德国发生的一切。他们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去认识外部世界。现实的利益和纳粹党的洗脑，使他们彻底丧失了对善与恶的分辨能力。
　　
　　迈耶说，这种状态构成了德国社会的两种真相：纳粹分子快乐的真相与非纳粹分子不快乐的真相。我认为应该还有第三种真相：受到迫害的那一部分人，不仅没有丝毫快乐，他们还将随时面临死亡。
　　
　　这些不能介入、参与到纳粹政治体系中的普通德国人，也是普通的纳粹分子，依然各行其是：读书、看报、工作、生活，就是从来不对纳粹统治提出任何异议。当犹太人的灾难不断降临，不断加深、加重的时候，他们甚至在庆幸自己不是犹太人。
　　
　　他们麻木但并不糊涂，他们具备了日耳曼民族与生俱来的强大的理性和惊人的算计天赋：他们清楚地，或者下意识地就能感觉到，什么是自己应该知道的，什么又是自己不应该知道的。
　　
　　在为生活恩惠的事物中（指纳粹政权对民生方面的某些提高），德国人整体地、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一个无差别共同体，拒绝思辨，胆怯地维护着家人的安全、工作或财产。
　　
　　如果领袖知道就好了
　　
　　在小人物的世界里，希特勒是他们的榜样。希特勒出生在奥地利林茨地区一个叫布劳瑙的边陲小镇，父亲是一个小公务员，希特勒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青年时以绘画手艺混迹于慕尼黑，卖过明信片，一战时加入李斯特军团，成为一名下士。这样一个默默无名的小人物一跃成为元首，他的经历是一部极为经典的小人物奋斗史。
　　
　　希特勒成为小镇上同为小人物的人们疯狂追捧的对象，他们对希特勒拥戴的实质不过是自我形象的投射与认同，潜台词是：如果我是希特勒，或许我也会这么做当然，我会做得更好。
　　
　　在纳粹政权垮台之后，他们是这样理解真相的。
　　
　　收账员西蒙面对各种证据却竭力地否认：大屠杀？这不可能发生过。裁缝施文克说：你明白的，在政权内部一直存在反对希特勒的秘密战争，他们以不正当的手段与他斗争。我厌恶希姆莱，也讨厌戈培尔。如果希特勒被告知真相，事情就会有所不同。
　　
　　元首是正确的，党的原则是好的，之所以出现种种坏现象，那不过是小希特勒们在地方上的胡作非为。尽管希特勒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依然认为希特勒对德国有战略上的贡献，这一贡献的实质就是他们经济生活改善的某种折射，但他们即便在战后也不追问，这一贡献究竟如何而来，是否干净？究竟让这个世界、也让德国自身付出了多大代价？
　　
　　选择性失明
　　
　　选择性失明是这群小人物的共有特征，在他们的生活范围内总会有犹太人的存在，纳粹上台后犹太人迅速减少，一个个从自己的身边消失。对于一件无害的事情，他们是理所当然的知情人：他们知道犹太人被允许携带财产离开，知道只有少部分人被送进集中营，理由是他们是德国的叛徒。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些被驱逐的犹太人只允许随身携带五十至一百马克，更不知道占领区几乎所有犹太人都被关进集中营，因为一旦知道这些，内心要承受煎熬，良知要受到折磨。
　　
　　齐克隆B原本是一种除虫剂，化工厂经理得到的却是没有任何书面信息、只有口头通知的机密订单。工厂经理很可能听说过对犹太人最后解决的方案，只要他稍加观察，也许就能知道齐克隆B的用途，但没有任何人关心它的去向。属于中间阶层的工厂经理尚且如此，那些真正的小人物会更好吗？
　　
　　当然，他们往往确实不知道真相，这是一个事实，但只要他们稍加留意，就可能很快知道真相：在德国，纳粹党并不刻意避讳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在报纸上恶毒地攻击犹太人，在街头随意殴打、羞辱犹太人，他们的犹太邻居被驱逐，这些事就发生在他们身边。这种暴行却不能在他们内心产生一点怜悯和反省什么样的政权允许如此荼毒自己的人民？
　　
　　德国的情况很复杂
　　
　　德国人即便在战后，似乎从来没有受到过良心的谴责。
　　
　　曾经流亡美国的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于1949年12月回到德国考察，她这样描摹战后德国人的精神状态：集体性的麻木不仁。在欧洲其他地方都不像在德国这样，德国人对实施这种骇人听闻的恐怖行为无动于衷，看不出他们有多少悲伤情怀。
　　
　　精神死亡的恐怖性和疯狂的纳粹主义的恐怖性是一致的。
　　
　　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要这些德国人承担罪责是困难的。战后在对战犯进行处决后，《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人类已经进入拥有全球性道德的新时代，但全球性道德不论是对纳粹党领袖还是普通民众统统地不具备。刽子手们为此辩解，说自己都是按照命令行事，至于普通公众更觉得自己对这些罪恶一无所知。他们拒绝服罪，拒绝忏悔。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纽伦堡审判没有从根本上对德国人产生什么影响。
　　
　　选择性失明的过程也是选择性记忆的过程。面对严重的犯罪事实，他们总是自艾自怜地选择自己需要的记忆为自己进行辩护，总是想从自己或国家的创痛开始书写历史，对造成这种创痛的原因却只字不提。对一战态度如此，对二战态度依然如此：你提及1914年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就谈论1918年的战败；你提及1939年发动的世界大战，他们就会说1945年的战败。仿佛全世界都在与德国为敌，法西斯德国则是无辜的。
　　
　　迈耶认为，希特勒的屠杀是他与德国人之间相互授权的结果，德国人将自己的权利拱手相让，纳粹政权也就必然为所欲为。
　　
　　德国人并不这么认为，既然不愿意面对大屠杀，也就更不会承认自己曾经授权杀人，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说辞，总觉得德国与其他国家不一样：我们的情况不同于你们我们的情况极为复杂、困难、微妙他们拥戴希特勒，承认纳粹政权的合法性，这样，希特勒的罪责就必然与国民的责任联系在一起。这群小人物，既不做出任何反抗的姿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
　　
　　正是出于对权威、权力的无条件臣服，德国人的性格一方面表现得十分精细、准确、守纪律，另一方面又非常冷漠、麻木。当他们以此作为自己民族的精神依据时，不论什么滔天罪恶都敢干。在他们看来，这么做或者那么做，都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
　　
　　为什么会这样
　　
　　德国文化是精英式的，他们创造了非常精细的文明，19世纪德国的文化在整个西方也堪称出类拔萃，他们创造了理论，也掌握了理论，于是，理论就变成了激情，不仅全心全意地进行创造，也全心全意地追随纳粹运动。德国人把一种独特的精神归于自己，而把一些低劣的精神当作其他民族的产物。当这种民族感情或者说民族性格被纳粹主义所利用时，立刻变身为极端种族主义，纳粹分子把自己看作是地球上的精英人物，并要把地球上其他各种各样的人都送进地狱。
　　
　　德国人总是处于绝对性的两极，一面是自大狂妄，一面是宵小猥琐，他们在处理小事情（无关价值观的具体事务上，如专业的、程序的）时非常认真仔细，但在处理那些根本的和致命的（如原则的、道义的）问题上，他们反倒马马虎虎。在剧烈变化的19世纪，日耳曼人没有适应这个世界的变化，愈发地沉沦和堕落。他们希望拥有一个具有广阔共建的、但仅仅适合德国人生活的世界，所以，他们迫不及待地希望恢复固有秩序。但他们没能回到过去的时代，最终却成为民族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以及信念的动摇者。正是对现实的不适应，使德国人对超人产生了强烈的渴望，试图取得超人般的成就。于是，希特勒出现了。
　　
　　但精英只能是一部分人。雅利安人面对犹太人、斯拉夫人的时候是高贵的，而在更多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另一个雅利安人，于是，他们又立刻自我矮化为小人物，他们会因为自己是小人物而自私到令人错愕的地步。恰恰就是这群日常生活中极端自我的德国人，变成了成群结队的爱国者，变成了为德国利益能够即刻做出自我牺牲的人。在爱国主义旗帜之下，他们首先是道德堕落，接着便丧失了人性。
　　
　　德国人的理想是危险的他们有责任感，但从不强调个体的责任；他们也依靠信条，却只是自己的信条。他们把自己的精神交给了小人物，从来不曾发生过内心冲突，不论做什么、选择什么都显得那么淡定，那么坦然。
　　
　　他们遵守纪律并执行命令，却从不过问命令的来源和内容是否合法。
　　
　　自由，是一种选择的习惯，德国人不习惯自由。
　　
　　我们无法带着微笑去面对极权主义的罪恶，但我们毕竟看到，在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极权主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尤其在经历过这种罪恶统治之后，人类在不断地反思、不断地审视和批判自我，德国也不例外。尽管我们看到德国一代人的精神性死亡，但终究还有如马丁尼莫拉牧师这样的人。在二战的火焰刚刚熄灭不久，1945年10月他与柏林勃兰登堡教堂主教弗里德里希戴贝里斯、后来成为西德总统的古斯塔夫海涅曼等十一人起草了《斯图加特悔罪书》，对新教支持希特勒和纳粹的行为进行反省和忏悔。而牧师本人更以一首著名的忏悔诗《起初他们》赢得了崇高声誉：
　　
　　起初他们
　　
　　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当德国人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也是德国真正走向现代文明的开端。一代人的精神死亡了，另一代人却从死亡的废墟中站立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