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传》（北京出版社出版）是我和王宏志合写的。就我个人来说， 1961 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市历史学会，和吴晗一起工作多年，吴晗的为人和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心，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我想写《吴晗传》的思想基础。

一、铭刻在心的印象

首先应当从我初次见到吴晗谈起。那是 1961 年冬的一天，历史学会秘书长许师谦领我去向吴晗报到，去前我顾虑重重，因为我刚毕业，又是来自农村，没有见过世面。在历史学会要接触的人多是专家、学者，怕工作不能适应，不愿在历史学会工作，曾向组织提出过调换工作的要求，担心一报到就挨吴晗一顿批评。那天，我和许师谦一踏进北长街吴晗的住处，就连忙掏出笔记本和钢笔，以为吴晗一定会甲乙丙丁，给我工作提出几点要求，然后要我安心工作。可是，出我所料，一进门吴晗就让坐，并把袁震从北屋叫来，告诉她历史学会有了一名专职干部了。可以看出，我来报到他是很高兴的。接着，从我的家乡、父母他都问到，当地知道我是福建人，来自农村时，就高兴地说，我也来自农村，浙江、福建紧挨着，咱们是邻省。几句话就驱散了我内心的拘束，使我自觉不自觉地把笔记本合上。闲谈一阵，吴晗便认真严肃地对我说：毕业是学习告一段落，不是学习的终结，而是学习、工作、研究学问的起点。要有个进修、提高的计划。接着他又说：青年人要有雄心壮志，著书立说，没有奋斗目标，就不会有所作为。第一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上下级之间，这样的谈话，在我的记忆中是很少有的。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吴晗这个人不打官腔，不摆架子，对青年的成长很关心。

我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历史学会工作开展比较好，各大报经常报道我们活动情况的消息。吴晗很高兴，认为这些报道对繁荣历史科学起了推动作用。吴晗讲究实际，反对人浮于事。记得有一次有几个兄弟省市的社联派人来京要吴晗介绍历史学会活动的经验。吴晗幽默地说：要说经验倒有一条：精兵简政。一名干部，一台电话，一颗公章，事无大小，总其一身，如此而已。 说着，他爽朗地笑起来。

其实，历史学会活动搞得比较好，主要是吴晗的领导和支持。他身体力行，从来不是挂名兼职，而是亲自主持会议，大会小会他都来。这样，别的专家、学者自然不好意思缺席，每次会议都开得有声有色。不仅如此，学会的许多具体工作他都亲自过问，开年会找几个人帮忙，他亲自给集体会员单位打电话，有时借不到会场，他也亲自过问。吴晗的工作热情和实干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使我工作不敢马虎，更加努力地去做好历史学会的工作。

从 1964 年开始我学习写点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吴晗几乎每篇都看，并且总要挂个电话来，说他在哪个报刊上看到我的文章，每次都是先肯定一番，然后提出不足之处。有一次他对我说：你的问题解决了。我听了一愣，不知他指的是什么。他接着说：只有自己搞点研究，写书、写文章，工作就会安心。搞学会工作，自己不搞研究，怎么去组织学术讨论。原来两年多前我刚到历史学会时，嫌工作杂，不太安心的事，吴晗一直记在心里，并且一直在关心我在学业上的进取，这件事至今想来仍然使我十分感激。

1965 年 11 用底，也就是姚文元诬陷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半个月，北京市委虫邓拓、范瑾出面，成立一个讨论《海瑞罢官》的写作小组，我和北京高校几个青年作者是这个小组的成员。有一天，邓拓问我最近看见吴晗没有，我明白邓拓对吴晗的处境十分关心，我也时常在担心吴晗的处境。第二天我来到吴晗的住处，他情绪很不好。我告诉他市委组织了几个同志在写从学术上和他讨论《海瑞罢官》的文章，他摇了摇头说：恐怕没有那样简单，他们是有来头的。我虽然不太明白这个所谓来头，但看到吴晗心情沉重，话很少，我也很难受，只说了希望他保重，就告辞了。没有想到，这次谈话，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

不久之后，吴晗受批判逐步升级，邓拓以三家村老板罪名遭到挞伐，廖沫沙先于邓拓以写有鬼无害论遭到批判。这些党的文化事业的忠诚战士，一个个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受摧残。我们这个写作小组被说成是假批判，真包庇，也遭到取缔。十年动乱初，我以三家村伙计的罪名受到批判。因为邓拓是市委文教书记，吴啥是历史学会会长，廖沫沙是历史学会党组书记，工作上我和他们都有较多联系，于是我便成了名副其实的伙计，我的命运和吴晗、和三家村连在一起，日子自然越来越不好过。

十年动乱之后，我觉得应当写点文章替吴晗、邓拓、廖沫沙伸冤。三中全会前后，党中央已着手替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在这种形势下，我于 1978 年 11 月 15 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指出姚文元这篇文章的发表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大阴谋。接着又在《红旗》杂志发表了《评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切中时弊的两本好书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这些文章在当时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后，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怀念吴晗的文章，为写作《吴晗传》提供了可贵的材料。吴晗的家属，特别是吴晗的妹妹吴浦月多次希望我能为吴晗写个传，以作永远纪念。我义不容辞，从我对吴晗的了解，以及吴晗对我的关心和教导，我觉得应该为吴晗立个传。但当时报社工作正忙，每天要上班、编稿子。为了尽快把《吴晗传》写出来，我约请王宏志和我合写，她参加编写过《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又写过《天安门广场革命斗争简史》一书，对吴晗所处时代这段历史比较熟悉，也较擅长文字。于是，我们从 1979 年开始翻阅有关材料和对吴晗的亲友进行采访，大约用了近三年的业余时间才完成这本《吴晗传》。

二、几个难于处理的问题

在写作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把吴晗这个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反映出来。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吴晗的历史有四个特点，也就是四个阶段，即：30 年代是胡适的学生，深受胡适读书救国的影响；40 年代是坚强的民主战士，与闻多齐名，在昆明的民主运动中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吴晗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十年动乱中，《海瑞罢官》首遭批判，被诬蔑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如何把这些历史特点有机地联系起来，实事求是地反映出吴晗的历史真貌，这是着笔前必须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其中 30 年代到 40 年代的转变，是较难处理的。报刊上虽然发表几十篇悼念和回忆吴晗的文章，但为贤者讳，对他 30 年代和胡适来往的一段历史，大多避开不谈。吴晗在西南联大的一些学生、后来是我们的老师或朋友，也给我们来信，说写《吴晗传》应突出写他在昆明民主运动的事迹， 30 年代可以从略。我明白来信者的意思，还是想避开吴晗和胡适关系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