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妻子怀孕期间，每个有了孩子的人都急于告诉我们为人父母会对生活产生哪些改变。有一些很平常但有点点可怕（不能每天冲澡），其它一些却是很深刻和充满希望的人生体验（一种崭新的有力的生活意义）。

无论如何，他们大多是对的。在我女儿来到世间的头几个星期里，已经在很多地方改变了我的生活。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些新的人生体验稀松平常，对在飞机上哭闹的孩子不再那么厌恶，尴尬地撕掉以父亲为主题的商业广告。但是其他的改变确实令我感到惊奇，例如，我对陌生人变得更加警惕。我会在脑海里上演一些人行道边潜在的冲突。我研究了附近的拳击馆，想着如果我变得更强壮更具有威胁性，或许能更好的保护她。

对我而言，这些未曾预料到的改变是个人的烦恼，但在科学上却十分有趣。在过去的十年里，我研究了人们的共情心理：人们理解，分享和关心他人情绪的能力。虽然常常被认为是固定的特性，但是共情与日常生活丝丝相扣。过去的研究表明，经历过苦难的人更对他人具有同情心。相比之下，医生经过长年的医学培训，对病人的苦痛感受会比较弱。然而，科学家对有孩子－这一最巨大又寻常的生活改变－如何影响共情知之甚少。

根据我有限的生活经验，我有两个发现。第一，这个很简单，我对自己的孩子有之前从未有过的感情。第二，在她在场时，我对其他人的共情似乎削弱了。一系列的关于养育和家庭的研究表明，如我一样的不在少数。

1956年，儿科医生和心理学家 Donald Winnicott描述的专注是母亲首要的当务之急，新妈妈对他们的婴儿的特别关注，足可以忽略掉周围的其他一切事务。Winnicott 强调这种专注在很多情形下会被认为是严重的精神疾病；但是对于产后的妈妈来说，专注可以让母亲更好的回应新生儿不断变化的需求。20年后，Martin Greenberg 和Norman Morris 对新生儿父亲的研究平衡了父母性别这一等式。“专注”，他们写道，“远远多于参与……全神贯注意味着当一个父亲聚精会神地和他的孩子相处时，这个孩子已经占有了他的大部分。”

为人父母同样会使父母的心扩大。在有了女儿之后，我的朋友和学术导师Kevin Ochsner告诉我，他被为人父母的“心脏扩张”效应给击倒了。他的描述很像第一次佩戴隐形眼睛的心理感受。之前错过的很多一无所知的细节全部突然出现，世界突然锐化到超现实主义的状态。

心理学家认为照顾无助的婴儿的需要，同时也发展了对其他人的需要的神经、化学和心理的敏感性。同样的反应可以激发对非家庭成员的亲社会行为，从大规模的慈善事业到每天日常的善意行为。通过这些进化，故事的发展，孩子教会父母如何关爱他人。

孩子也教会我们用新的方式去担心。1999年，精神病专家James Leckman发现新妈妈平均每天要花14个小时想念她们的宝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积极的情绪，同时也伴随这对她们宝宝安全的担心。例如有人会不时地检查炉子是否关好，新生儿的父母总是对威胁到宝宝安全的风险十分警惕。在我妻子预产期的几个星期前，如果宝宝最近没有踢她，她就会惊慌。同时，我不停地对婴儿车做午夜压力测试，徒劳地试图摆脱它会在我女儿周围坍塌的景象。

这样的焦虑会使人们变得内向，同时限制了我们关心他人的能力。McGill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近期在人类和老鼠的身上都发现了压力来自于对他者的痛苦的共情。为人父母的神经加强了人类心理的另一核心特征：我们将世界划分为我们和他们的倾向。这些社会边界可以是生物学的（年老vs年轻），文化上的（洋基球迷vs红袜球迷）或者是短暂的（一支篮球队vs另一支球队）。每一种划分都使人们高看自己的一方，而轻视另外一方。过去的研究表明，当人们处在压力之下，他们会有更强烈的“群组”意识，而更倾向与帮助和他们更接近的人。

她出生的那一刻，我们的女儿就创立了一个新的群组：我的孩子。突然此刻，其他人就变成了另外一个群组：不是我的孩子。家庭，对大多数人来说最有力最小的我们，将世界隔离出了巨大的无差别的他们。这个边界可以抑制我们对外人的共情，尤其当他们可能会危及到自己的小部落时。在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测试了这一观点，他们接近特拉维的妇女并询问她们对以色列厄立特里亚移民的看法。在某些情况下，她们将这些移民视为威胁；在另外的情况下则不是。最重要的是，接近一半的受访妇女当时正怀抱着婴儿，而另外一半则是独自一人。有宝宝的妇女比没有宝宝的妇女对移民持有更严厉的意见－－但是也只是在研究者形容这些移民是威胁的情况下。

有时仅仅想到家庭就足以激起人们排外的态度。在2012年的一项调查中要求人们写下一次最近的和家人感恩节晚餐或者最近的一次购物之旅。研究者测试了参与者对外类群体的非人类化的意愿。询问他们是否同意诸如“有些人就应该被当作动物来对待”的此类观点，写了家庭时光的参与者们似乎更容易认同这一观点。

我真的觉得我妻子怀孕期间我变得更加具有防护性，但是我还是很平易近人， 我无法想像有一个孩子会改变如此之多。对我而言，风险不在于成为父亲会让我与外人不相容，而是我对于非家庭成员的冷漠－－本质上，照顾女儿使我很难再去关心其他人。当我的女儿比其他人更需要我时，我怎样再去关注朋友的希望或者我的研究生学生的磨难呢？当Kevin描述为人父母就是扩大心胸的时候，我了解他的意思。但是把我们的同情心全部倾注于一个人身上，或许会使我们变得狭隘。

这里的问题是关于共情的本质的更大的问题。它真的是一个有限的资源吗？我们在关切地照顾某人的时候让我们没有办法再去关心别人？针对这一问题几乎没有研究可以做出回答。最近的研究是心理学家对“同情疲劳”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护士Carla Johnson发明的词语，来描述护士对于他们的病人情感投入如此之多，以至于护士自己的心理健康都受到影响。正如她所描述的：“人类的需求是无限的。护理者往往认为‘我还可以再多给予一点’，但是有时候他们就是无能为力。”

一些科学家认为像这样权衡是共情的本质－－为人父母真的是一个情感的跷跷板，将我们对孩子的投资最大化，并以牺牲我们和社会更广泛的联系为代价。（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共情或许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而是［黑暗力量］）。但是［其他心理学家］［包括我自己］根据出现的证据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共情比它看起来要更加灵活。这意味着即使我们对他人的关心步履蹒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选择重新建立起共情－－同时初为人父母者或许可以找到保持或者扩大他们对除了自己子女以外的世界的同情心。

通过类比，我们来考虑一下自我控制。科学家长期认为，意志力就像肌肉如若被重复使用就会疲惫不堪。例如，研究表明从事高强度辛苦专注的工作的人常常会“耗尽”控制力，之后吃更多不健康的食品或者更易于屈从于诱惑。几年前，我的同事Greg Walton和Carol Dweck挑战了这一模式，证实自我控制力会耗尽，但是仅存在于相信它会耗尽的人中。在他们的研究中，那些相信意志力是可再生的人们自我控制的能力更久一些。

基于我自己与Dweck的研究，我有直觉认为共情有相同的特性－－当人们认为他们只有这么多可以给予的时候，它就会被耗尽。一些心理学家将共情分为两种：间接地感受他人的痛苦，富有同情心地希望改善他人的经验。这里看来，前者会导致情感疲劳，后者会使人恢复活力。因此，将共情理解为同情时或许可以在他们自身找到更多的空间。

几周前，我见到了我的女儿，我爱的第一个陌生人。证据表明，她会扩大我的共情容量，或许也会缩小。我无从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但是我坚信－－我最重要的假说－－共情是一种选择，如何运用将由我来决定。我希望我可以给我的女儿树立温暖和开放的榜样，而不是侵略和狭隘。即使有小孩这件事使我试图关闭我的共情心，但是抚养孩子却要求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