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27日，母亲在美国亚柏尔大学医院生下了我。本来，母亲王隽英当时只是陪父亲丁观海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没想到我提早来到人间。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凡是在美国国土上出生的婴儿，不论他父母的种族、国籍，都能自动取得美国国籍，所以我也不例外。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母亲当时刚获得儿童心理学硕士学位，父亲是研究土木工程的，他们都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基础。父亲的家族在山东日照市涛雒镇，是远近闻名的书香世家，我的祖父肄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母亲则是那个时代极为少见的女知识分子。母亲与父亲青梅竹马，两人都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读研究生，可谓志同道合、比翼齐飞。

生下我两个月后，父母就带着我回到中国，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所学为祖国效力。没想到，七七事变爆发，他们就带着我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从青岛到南京，又到安徽芜湖，再到上海、武汉，最后到达重庆，父亲联系到重庆大学的工作，母亲也受聘于西南教育学院，全家终于安顿下来。

在迁徙与不安中，我长到了7岁，进入重庆的一所小学就读。由于当时战火弥漫，我的学习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第一天上学，空袭的警报就响了，当天的学习就这样流产了。后来的学习也时断时续，一个月上不了几天课。父母决定让我待在家里，他们自己来教我。白天，父母在大学里教书，就让我在家复习功课、做作业；晚上回家后，他们检查我的作业，然后教我新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