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则关于政治的睡前小故事，儿童睡前故事

政治的儿童睡前故事：（1）：

文革前第一次见江青

《沙家浜》剧本改编之后，爸爸才和江青第一次见了面，这已经是1964年的冬天。

江青召见爸爸是她想搞一出新戏。当时小说《红岩》出版不久，在全国引起相当轰动。于是江青就想借用这个题材搞一个京剧《红岩》。为此，江青从外面调来了不少人。有《红岩》小说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有空政文工团的编剧阎肃，他写的歌剧《江姐》当时也很有影响。北京京剧团参加的是党委书记薛恩厚和汪曾祺。

爸爸第一次见江青是在中南海颐年堂。那是薛恩厚带着他和阎肃去参加关于《红岩》改编的座谈会，在场的有罗广斌、杨益言，还有林默涵。

在中南海，爸爸偶然见过毛主席一面，是不是这一次不清楚。他去过几次中南海，家里人都不知道，当时这都属于机密。他说正在讨论剧本时毛主席走进来，好像是要找什么东西。江青介绍说，找了几个人来谈剧本创作。毛主席只说了一句：你们谈，你们谈。随后就走了。此事爸爸一直没说过，也没有写过。没想到多年之后，一家小报竟然刊登了一篇毛泽东与汪曾祺的文章，说毛主席与爸爸就《沙家浜》的剧本详细交谈过，你一句我一句的还显得很亲热。这连捕风捉影都算不上，纯粹就是瞎掰。爸爸看过之后，又好气又好笑，又不愿意跟这种小报较真，才跟我们说及此事。

编造这个故事的人根本不知道，汪曾祺只是可使用但不可重用的人物。江青懂得京剧，明白汪曾祺的唱词写得好，想借助他手中的笔搞戏。江青又是搞政治的，汪曾祺既不是党员，又有历史问题，还是个右派尽管已经摘帽。在调阎肃参加京剧《红岩》创作时，江青告诉他从京剧团找一个人和他合作。阎肃表示一定要和这个同志好好合作，江青马上纠正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态度何其鲜明。

政治的儿童睡前故事：（2）：

(一)日本的北进扩张

大明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公元1598年)，在朝鲜半岛南端、釜山以西200余里的露梁津，子时刚过，800余艘各式战船，正在趁夜做战前的最后准备，他们是大明与朝鲜联军的水师部队。

16世纪末，东北亚局势出现了一些变化，在日本，大名纷争的战国时代结束，丰臣秀吉完成了日本国内的基本统一。随着统一战争的进展，丰臣的野心和信心逐步膨胀，他不仅要把当时尚不属于日本的北海道并入日本版图，而且还将琉球和朝鲜两个明朝的藩属王国也列人了扩张的目标，甚至已经开始做一统中国的准备，在1591年他给朝鲜国王的书信中称，本朝开辟以来，朝政盛事，洛阳壮丽，莫如此日也。人生一世，不满百龄焉，郁郁久居此乎?不屑国家之远，山河之隔，欲一超直人大明国，欲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当时日本认为中国地方有四百余州)。并威逼朝鲜臣服于日本。在被朝鲜国王断然拒绝之后，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动员军队20万，出兵朝鲜，发动侵略战争。

当时的朝鲜，正处于国内政治昏庸、党争不断、军力衰弱之际，只能求助于明朝出兵。此时的明朝政权，虽然处于万历帝不理朝政的最高权威空白状态之中，但戚继光练兵和张居正改革的影响还在。经过官僚体系短时间的混乱之后，明军在短期内进行了战争动员，并于公元1592年年底，出兵援朝，史称壬辰战争。

政治的儿童睡前故事：（3）：

　(一)日本的北进扩张

　　大明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公元1598年)，在朝鲜半岛南端、釜山以西200余里的露梁津，子时刚过，800余艘各式战船，正在趁夜做战前的最后准备，他们是大明与朝鲜联军的水师部队。

　　16世纪末，东北亚局势出现了一些变化，在日本，大名纷争的战国时代结束，丰臣秀吉完成了日本国内的基本统一。随着统一战争的进展，丰臣的野心和信心逐步膨胀，他不仅要把当时尚不属于日本的北海道并入日本版图，而且还将琉球和朝鲜两个明朝的藩属王国也列人了扩张的目标，甚至已经开始做一统中国的准备，在1591年他给朝鲜国王的书信中称，本朝开辟以来，朝政盛事，洛阳壮丽，莫如此日也。人生一世，不满百龄焉，郁郁久居此乎?不屑国家之远，山河之隔，欲一超直人大明国，欲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当时日本认为中国地方有四百余州)。并威逼朝鲜臣服于日本。在被朝鲜国王断然拒绝之后，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动员军队20万，出兵朝鲜，发动侵略战争。

　　当时的朝鲜，正处于国内政治昏庸、党争不断、军力衰弱之际，只能求助于明朝出兵。此时的明朝政权，虽然处于万历帝不理朝政的最高权威空白状态之中，但戚继光练兵和张居正改革的影响还在。经过官僚体系短时间的混乱之后，明军在短期内进行了战争动员，并于公元1592年年底，出兵援朝，史称壬辰战争。

　　战事持续到公元1598年，已历时七载，其间，战局起伏不定，但总体上逐渐对日本不利。日军出兵后，迅速占领了汉城和平壤，但明军于公元1592年年底入朝后，又先后收复了以上地方，日军只能退守半岛南部诸地，双方在你来我往一番后陷入胶着状态，不久，日方提出议和，明朝也乐得早日休兵，双方暂时订下了和议，内容规定明朝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日军自朝鲜半岛撤军。但是，丰臣秀吉提出的真实撤军条件是：日本吞并朝鲜南部，明朝要把公主嫁给天皇，且朝鲜今后要臣服于日本等等。而明朝负责谈判的使臣却未敢告诉朝廷真相，只是汇报说日本已答应撤出朝鲜云云，这使得丰臣秀吉最终又找到了借口，以朝鲜不守和议为名，于公元1597年增兵朝鲜，再次北犯。

　　实际上，日本国内对于侵朝战争的意见并不统一，很多封建领主并未从侵朝战争中获得好处，但却又要分摊征兵纳粮的任务。一些人在不满的同时也试图阻止这次出征。第一次侵朝的主要将领小西行长，早在公元1596年秋天，就向朝鲜使臣的翻译讲了第二次日军入侵的时间和部署，公元1597年夏，小西行长派人会见了朝鲜庆尚右兵使金应瑞，详细说明了日军即将执行的进军计划，并建议朝鲜坚壁清野，并征召新兵，进行战前动员，但是，朝鲜国王及其身边近臣，对这一事件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整个政权沉迷于内部党争，而且还撤换了前次战争中表现出色的李舜臣等将领，换上了若干昏庸之辈掌管水陆两军，而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明朝中央政权的支援上。

　　公元1597年6月，日军主力抵达朝鲜。此次进军，日军吸取了以往教训，将1l万多人的部队分为两路，左路(也就是西路)，由小西行长率49600人，进攻全罗、忠清两道(即今天韩国的西南部地区)，右路(即东路)由加藤清正为先锋，率军64300人，攻击庆尚道(即今天韩国东南部地区)。

　　在海上，日军于七月十五日，趁满月之日，以优势兵力突袭朝鲜水军主力驻地。代替名将李舜臣指挥的元均昏庸无能，毫无应有的警惕，结果全军覆没，包括龟船在内的大量战船被焚毁。日军顺势占领了朝鲜半岛西南端的几处据点，不仅可以威胁汉城，而且可以袭扰山东和辽东沿岸。

　　明朝在得知日军再度北侵的消息后，再度向朝鲜派出援兵，加上原先驻朝的部队，以及朝鲜军队，总兵力约5万多人。公元1597年12月，联军到达庆州，专攻敌右路主力加藤清正驻扎的蔚山要塞。双方的兵力对比约为4万对2万。但由于指挥不当，联军围攻蔚山10余天未下，反而在日军援军来临之际出现溃退局面，全军损兵上万，撤回汉城。而日军也损失渗重，蔚山城内能战者仅千余人。日军只得从朝鲜半岛将一半以上兵力调回国内休整(也是为了即将到来的耕种季节)，在半岛上的兵力还余下6万多人。日军还在半岛南端沿海的几个要点，如蔚山等地，巩固了要塞防御，其长期计划，是打算步步为营，蚕食朝鲜。

　　但是，中朝联军并没有给日军这一机会。明朝强大的动员能力是联军的根本后盾，当时明军全国常备兵力80余万，再加上临时征召措施，调集10万人规模的军队轻而易举，且军粮储备充足，后勤能力很强。而日本国土狭小，粮食生产长期紧张，人口生育率又低，全国可动员的兵力总共也只有50余万，实际上难以承受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春，明军已经完成了新一轮调兵和后勤准备，新的援军进入朝鲜，至夏季，完成了兵力整备，9月，开始兵分三路南下，联军总兵力达到11万多人，其中包括9万陆军和26000水军。

　　当时，中国的水军装备远远超过日军，不仅船坚，而且炮利。明军水师船只大量装载虎蹲炮一类的中型火炮，这种炮炮身长2尺，重36斤，上加铁箍，并配备铁爪、铁绊，发射前用大铁钉将炮身固定，每次装填5钱重的小铅子或小石子100枚，以及l枚重30两的大石子或大铅子，发射后，大石子用于摧毁对方的船身、船上建筑等设施，小石子则可以杀伤对方人员。比虎蹲炮大的还有佛朗机，这是明军从葡萄牙人手中得来仿制的。佛朗机就是当时对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统称。这种火炮已经有了现代火炮的雏形，炮身长七八尺，能够装1斤火药，弹丸重量也可达到1斤，射程可达五六里，还有准星、照门等设置，并可以安装在活动炮架上，随时调整射向，这在当时是非常划时代的装备。

　　除去火炮外，明军还大量使用火箭，其中不仅有单发火箭，还有多发火箭，其中一种百虎齐奔箭，可以把上百支火箭连在一起，在点火后齐射出去。为了增加火箭射程，明军还装备了多级火箭，例如火龙出水，是以5尺毛竹为箭筒，筒内装火箭数支，简体下面两侧各缚火箭筒2个，作为推进器，水战时，可在距离水面三四尺处点火，箭筒即可在助推火箭的作用下飞行二三里远，如火龙出于水面，当助推火箭燃烧尽时，腹内火箭便点火飞出，飞向敌船等目标引燃之。

　　此外，明朝水军甚至发展了燃烧性火器，例如飞天喷筒，内装硫磺、樟脑、松脂、雄黄、砒霜，以两分法打成药饼，封在发射筒内，战时点燃引信后，筒口可喷出十数丈高的火焰，而且由于装药的性质，其烟雾带毒，燃烧物质一旦被喷在对方船帆上，就会牢牢地粘在上面燃烧，无法扑救。

　　朝军方面，在李舜臣的努力下，朝鲜水师也恢复了一定的战斗力，兵力达到7000多人。朝军的龟船是当时相当优秀的海战装备。这是一种大型战船，船顶部覆盖有防护板，板上遍布向外的利刃刀尖，敌人难以攀爬。船首设有龙头，船尾有龟尾，头尾均有射孔，两侧还各有6个

政治的儿童睡前故事：（4）：

在襄阳当地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莫做孔明择妇，只得阿承丑女，就是说不要像诸葛亮那样选老婆，只娶了黄承彦的丑女儿。史书上形容诸葛亮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字：帅！他怎么会娶一个丑女为妻呢？

政治的儿童睡前故事：（5）：

丘吉尔是一位在战争时期显示卓越才能的政治领袖。“二战”期间，他在纳粹铁蹄踏破大半个欧洲时，凭着勇气和钢铁般的意志，坚定不移地带领英国这个孤岛，拒绝议和，抗争到底，力保欧洲自由和民主的最后火种;在民心最虚怯时，他凭借鼓舞人心的能力，激发出英国百姓的勇气和决心。最后，他带领英国渡过最黑暗、最风雨飘摇的时刻，取得最终胜利。

丘吉尔的信念是，政治家要满腹韬略、老谋深算，而且深具历史视野。他天生是一个外交家，在大英帝国今非昔比、国力萎靡不振时，仍能够运筹帷幄，与美苏等列强合纵连横，与纳粹法西斯周旋，跻身同盟国三巨头之列，与美苏平起平坐。

丘吉尔靠的是其一流的外交手腕，无论何处都可以成为其施展手腕的舞台。这里且谈谈餐桌这部分。对于丘吉尔来说，餐桌从来都是服务于政治的，是他回馈朋友、拉拢对手、搜集情报的一大重要场所。他曾无数次为“政治饭”做东，这为他建立和改善了很多人际关系，为政途铺平了道路。

先说“回馈”：在盟军成功登陆诺曼底后几天，丘吉尔特地走到诺曼底滩头，探望英国官兵，了解军情，更与名将蒙哥马利在滩头野餐。首相亲临前线，大大鼓舞了官兵士气。

再说“拉拢对手”：丘吉尔早年曾任装备部部长，有次遇上一家军工厂大罢工，他与其中一名罢工代表会面，并建议一起“饮杯茶，吃块饼”，结果，这场劳资纠纷在茶杯里被顺利平息了。

最后说说“收集信息”：JosephDavies曾任美国驻苏联大使，有次他路过伦敦，丘吉尔便请他到家中做客。Davies事后回忆，吃饭期间对方不断问问题，由苏联工业到军队实力，每样都“打破砂锅问到底”，而且要的都是事实和数据，令他印象深刻。

丘吉尔的饭局之所以能为他屡建奇功，是因为每次都能宾主尽欢。事实上，他是个很好的宴会主人，对宾客十分细心体贴，时刻确保他们不会被冷落怠慢，从餐单、倒酒，到陪客名单，都极花心思，而且他风趣幽默，擅长搞活气氛，宾至如归，笑逐颜开。他擅长讲笑话，妙语连珠，永远是餐桌上的主角。

举个例子，战时物资短缺，食物不会好到哪里，但丘吉尔天花乱坠的口才令晚餐生色不少。丘吉尔的司机回忆，有回他宴请一些军政界人物，晚餐的头盘，只是普通的“牧羊人焗派”，但丘吉尔别开生面地介绍：“盖在彩云般的薯蓉之下的碎肉。”刹那间，大家觉得这个派好像真的好吃了很多。

丘吉尔会为宴会座位安排费心，每次都由他亲自制定。老友艾森豪威尔便曾夸赞他在这方面心细如尘，并说丘吉尔永远会把自己安排在其右，作为首席上宾。只有一次例外，丘吉尔也事先给他打电话，说因为有一位认识多年的上将老友Smuts同时出席，问他介不介意仅此一次把右边的位子让出，改坐丘吉尔的左边。由此可见，这位主人是多么周到。

丘吉尔是一个“夜猫子”，越晚越精神，晚餐会和工作结合在一起，因此往往延续至深夜、凌晨，以至清晨。当其他人已经睡眼惺忪，丘吉尔却神清气爽，也因此最易得其所想。工作人员回忆，通常晚餐从晚上9点开始，10点多吃完，到电影房欣赏一部电影，再闲聊一下，到了子夜一点左右，再回到房间，丘吉尔会说“现在讨论正经事”，再讨论到凌晨三四点。后来拜相的麦克米伦回忆，当年他们就是如此和这位老上司抽烟、饮酒、辩论的。当然少不了的，是听丘吉尔大发宏论，通宵达旦。

吃饭与办正经事一起进行的习惯，甚至延伸至户外野餐。战时，丘吉尔曾多次与战地将领一起在前线野餐，一起讨论战事进展、战略战术，他认为这样有助于提升士气。在法国诺曼底滩头，在北非战线的黎波里的沙漠等，都能见到他和将领们一起野餐的身影。

政治的儿童睡前故事：（6）：

　　 现在我经常想,如果鲁迅还活着,在这个环境里,他会怎么样呢?如果让我再活一次,我一定不学画,我要学政治,把国家民族治理好,这比画画更重要。吴冠中

　　 2010年6月25日晚11时52分,吴冠中在北京医院因肺癌晚期逝世,享年91岁。

　　 吴冠中是4月份住进北京医院的。得知自己的病情后,他怕身患老年痴呆症的老伴担心,一直不肯让她到医院探望。在去世三天前,才让儿子带着老伴见自己最后一面。

　　 理智的吴冠中甚至安排了自己的后事:家里不设灵堂,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搞追悼会,不留骨灰。

　　 吴冠中不让三个儿子学艺术:鲁迅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做些小事,长大以后不要当空头文学家。我三个儿子,受我影响,也喜欢美术,但后来学的都是理科,孙子吴吉在美术方面也很有造诣,但我也不让他学美术。原因一个是太苦,二是我不想让他们做空头艺术家。

　　粪筐画家

　　 1965年,吴冠中独自一人,随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生到河北任县朱家屯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清理农村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当时农民吃的是白薯干粉和玉米做的窝窝头,害怕牙碜的吴冠中几乎顿顿吃不饱饭。因条件艰苦,不到半年,食欲全无,回北京医院去抽血化验,发现患上了肝炎,在家疗养。

　　 不久,文革爆发,肝炎未好,吴冠中就随学院师生到河北获鹿县李村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参加劳动改造。因为这场病,吴冠中开始严重失眠,还生了痔疮,严重到脱肛。如无妻儿,我将选择自杀了结苦难。

　　 在农村的那段时间,吴冠中开始背着粪筐在节假日作画,被学生称为粪筐画家。在调到师部指导战士作画后,精神压力小了,失眠也减轻了,食欲也慢慢好起来。不久,严重的痔疮脱肛也经过大手术治好了。

　　精神导师鲁迅

　　 作家还是比画家有头脑,还是敢讲话一些。

　　 在年轻的时候和年老的时候,吴冠中最想做的其实是作家。

　　 1932年,吴冠中考上了无锡师范学校父亲对他的期望是当一名有固定工资的教员。这段时间里,吴冠中读到了鲁迅的作品。他是绍兴人,讲的人物、风土人情,跟我的故乡一样的,我一看太熟悉了,太理解了,而且他写得那么深刻,把人情世故看得那么透,融入了美,当时就吸引了我。

　　 在法国留学那段时期,吴冠中读了莫泊桑、福楼拜、巴尔扎克、雨果的小说原著,翻破了几部法文字典,却很享受,甚至想过回国后靠翻译小说为生。后来,他主张每一个画家至少应该学好一门外文。其实,我之所以从理工科转入美术,究其原因,是由于当年爱好文学的感情没有获得满足,这悄悄的爱情失恋了,及至邂逅美术,便以身相许,填补了爱之虚空。

　　 有了上山下乡这样的磨难,吴冠中对鲁迅的作品多了一层理解。这时候我对鲁迅的思想理解更深了一层,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热爱和感情,对丑、恶的不满,对这块土地上的阴暗面和民族传统里劣根性的愤怒。只要是他的书我都看,他讲的句句都带着现实,都是真话,每一句话都讲到我心里了,就是这样的感觉。

　　 直到改革开放的春风来临,60岁的吴冠中才迎来了艺术的春天。1979年,刚刚在中国美术馆开了画展的吴冠中,参加了这年10月召开的文代会。这次会议上,中国美术家协会改选,投票结果,吴冠中由普通会员变成了常务理事。在随后召开的美协常委会上,吴冠中在发言中提出了反对政治观点第一,美术观点第二的观点。政治第一,艺术第二,这样的第二,永远是第二,永远上不去。我说,这个看法有问题,应该辩论。

政治的儿童睡前故事：（7）：

　　明世宗死后，由他的儿子朱载继位，改年号为隆庆，这就是历史上的明穆宗。

　　这一次皇帝的更替和以前皇帝的更替一样，又给下面的大臣有一个革除弊政的机会。张居正就利用这种机会，进行了一场改革运动。

　　张居正很早就走上了宦途。一开始，他在翰林院任编修，当时正是严嵩当权的时候，他看到天下群盗涌起，贪风不止的局面，感到国家的形势很不妙。

　　他认为这种形势非得有一个磊落奇伟的人不可，只有这样，不拘常规才能廓清天下这种混乱的局而。但是，当时皇帝昏庸，奸臣执掌朝政，他的思想也就比较悲观，认为世上即使有这种磊落奇伟的人，当政的皇上也未必了解他，即使了解他也未必肯起用。这样，张居正就只在翰林院当了7年的编修 ,然后就称病辞宫回家了，在家里闭门读书。

　　就这样，张居正在家整整又读了6年书，由于他的父亲很希望他能够在政治上有所建树 ,他只得又进京当官，任国子监司业。张居正的性格比较深沉，而且很有胆略，这次进京后 ,他就怀有更大的抱负。

　　在办完公事之后，他就注意研讨历代盛哀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留心观察社会现实。明穆宗登位那年，他就被遴选入放内阁。第二年，他针对世宗以来的种种弊端，向穆宗上了一逍奏疏，指出当时朝政己经是积习成弊，颓废不振了，如果不及早实行一些改革，结果会积重难返。

　　张居正在那逬奏疏中陈述了他的一些政治主张，是很有见识的，在当时也是势在必行的 ,穆宗皇帝对这个也深表赞赏，可借的是他在位仅6年就去世了，那时候，张居正还不是内阁首辅，所以他这些主张暂时不能得到实行。

　　穆宗去世后，由太子朱翊钧继承了帝位，开始了明神宗治天下的时代。这时，张居正联络宦宫冯保，撵走内阁的首辅高拱，在皇太后的支持下，出任了内阁首辅，拥戴着10岁的神宗小皇帝。

　　张居正己经大权在握，年幼的小皇帝又对他言听计从，于是，张居正就把他昔日的政治主张，在祌宗统治的时候，逐一地付诸实施，掀起了一番雷厉风行的政治改革。

　　张居正改革首先整饬吏治，他认为当时朝野拖沓成风，吏治不清。于是，他就提出了考核吏治，要求为宫清廉，政治清平，让老百姓过上安足的生活。他又制定出一套考核官吏政绩的办法，通过考勤，来分別官员们的勤惰、贤愚的状况，把那些办事拖拉的官员亳不留情地罢免或者黜陟了。

　　张居正在选拔和任用官吏的时候，主张唯才是用，不受毁誉、亲疏关系的影响，人要有真才实学，就加以破格重用。对那些没有军功，能力又十分低下的，即使是皇亲贵戚，也决不滥封爵位，轻授官职，这样就使整个官僚机构不十分庞大。

　　张居正在改革的过程中，为了改变赋役严重不均的状况，减轻无地或者少地农民的赋税，后来又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样，又为明政府的财政增加了不少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许多负担。

　　张居正在进行这些改革的同时，还做了许多加强边防的工作。明神宗时发生庚戌之变 ,那时，张居正也在北京，他目睹了俺答军队围困北京的局而，他内心深有感触，他就决心对边防加以整顿，加强力量。

　　俺答汗的部落多，力量强大，历来是明朝北部边塞的劲敌。庚戌之变发生后，明朝又和俺答部发生过几次交锋，当时在边境的老百姓一直都深受战乱骚扰之害。

　　在穆宗在位第四年的时候，俺答汗把外孙女三娘子从她的未婚夫袄儿都司手里抢来做为自己的妻子，为了消除袄儿都司的怨恨，又将自己的孙子把汗那吉的未婚妻赏给了袄儿都司。

　　这下子触犯了把汗那吉，他在恼怒气愤之下，联络部属阿力哥等人，一起跑到大同归附明总督王崇古那里。王崇古一面善意款留，另方面派人上报朝廷，请求优抚把汗那吉他们。

　　他的建议得到了张居正的赞赏，就极力主张采纳王崇古的建议。于是，明政府封把汗那吉为指挥，阿力哥为正千户。 事情发生后，俺答汗会集各部人马，重兵压境，要求明朝遗还把汗那吉。当俺答汗得知孙儿把汗那吉归顺后受到明王朝的礼遇，心中也就十分喜悦，就从此息兵和好了。

　　后来，张居正的父亲死了，按照当时的风俗，他必须离职守丧尽孝三年。当时祌宗小皇帝还很年轻，治国没有经验，而且张居正也不甘心因守孝的事，中断自己谋划已久的政治改革。

　　于是，由皇帝出面，下诏书挽留，说是公务需要，不必离职守丧，这在当时是被看作 夺情的。这一来，一些反对改革的政敌就用这个做借口，趁机群起而攻之。

　　张居正虽然有宦宫冯保和皇太后的支持，最后由明祌宗做出裁决，把这些反对派惩处了结了，但反对派们的斗争没有止息，张居正就是在多方阻挠和诽议的情况下，推行他的政治改革的。

　　祌宗十年时，张居正死了。他死后不久，就又遭到反对派的诬陷，结果封号被革除了 ，家产也被抄没。他的长子张敬修被逼自杀，次子张嗣修和他几个孙儿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就这样，在他执政10年间所进行的一些改革，像皂沫一样地幻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