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作为晚清一代名臣，成长路上有两个人对他的影响极大。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曾国藩到了而立之年，此时他一心想出人头地一展抱负，却不得法，即使身为一个文人，对于当时名目繁杂的学问，他也感到没有头绪难以入手。带着满腹疑问，他去请教当时的太常寺卿唐鉴，彼时唐鉴深受道光帝器重，声名鹊起。
唐鉴告诉曾国藩：学问虽然众多，归结起来不外乎义理、考据、文章。但考据学是舍本求末、遗精求粗，既无益修身齐家，又不关心社会现实，从中学不到治国平天下的本领。文章之学固然好，但从古至今，儒家学者一直讲求文以载道，若不精于义理学，诗文词曲终是做不好，所以，你应抓住根本，从义理之学入手。唐鉴要曾国藩学习义理之学，同时也是教导曾国藩要确立正确的思想信仰。
对于当时还只是模糊地以做以文章报国，可以无愧于朝廷的词臣为志向，停留在寻声逐响，追名逐利锐意功名中的曾国藩，唐鉴的见地开启了改变他一生的大门。曾国藩在他后来的日记中，如此评述当时唐鉴对他的影响：思想上经受了一场重大的洗礼，终于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和做人做事的思想基础。
唐鉴主张治学从修身起，谆谆告诫曾国藩从现在起克制私欲、戒欺戒玩，把握住身心。曾国藩听进去了也如是遵行，其后为自己定下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其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等十二条规则，严格约束自己。
在修身意识上，唐鉴的引导只是一个起点，真正在修身修为上对他产生震撼影响的是另一人倭仁。
倭仁是同治皇帝的老师，翰林院掌院的大学士，在修身上倭仁有对自己极为严苛却行之有效的特别方式。倭仁每天会做日课，即把每天从睁眼起床到就寝前的一言一行，尤其是思想中任何一个隐秘的不良念头、私欲、贪念，一日里所有不检点之想法行为，全部记录无遗，毫不留情地警醒自己，达到改正过失的目的。更令人敬佩的是所记这些并不是关起门来自我反省，暗中改过，而是要公之于众，在同僚间相互批阅，把私密的念头示人，达到心无不可告人之事的修为，互相指出对方不足，互相学习彼此优点。
曾国藩听闻后极受震动，从此亦对自己的一心一念严加观照，仿照倭仁每日里一念一事，皆记录在册，敦促自己，弃恶从善。
圣哲大德者必有其过人之处，而这些不凡不是一蹴而就的，曾国藩儿时并不显聪慧，靠着严格的自律、坚持和勤奋成就了自己。
每一个时代都有迷茫，每一代人都在寻求出路。我们现在遇到的所有问题，在历史上也曾一次次出现。回到历史的具体情境中，去看当时的大人物们如何解决如何解答，启发自己换个姿势奔跑。佛家更说种因得果，先贤为后人演示了立世为人求成的范典。后人谦心遵训而行，为自己的人生路上种下良因，亲贤能，读好书，走正道；修身、奋斗、正知正念，使自己最终采撷到甘美果实。